《民法典》中婚姻效力瑕疵的封闭性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关于婚姻效力瑕疵的规定应该解释为具有封闭性。从法政策的视角看，欺诈行为只有在涉及婚姻实质时才会影响婚姻效力，而法定的涉及婚姻实质的欺诈只有隐瞒重大疾病这一种；重大误解不足以构成撤销婚姻的事由；采取虚伪表示不影响婚姻效力的立场，反而更加有助于减少假结婚、假离婚等行为，且有利于维护婚姻登记公信力，至于附带的经济损害则可以通过区分身份行为和财产行为的法律技术加以救济；除未达法定婚龄者外，其他人不纯因其行为能力欠缺而致婚姻效力受影响，否则相当于变相剥夺了弱势群体结婚的权利；《民法典（草案）》中曾规定“以伪造、变造、冒用证件等方式骗取婚姻登记”，是为了解决“被结婚”这种特殊的婚姻不成立问题。从教义学的视角看，结婚的意思可以分为实质结婚意思和形式结婚意思，在我国法中，二者只要具备其一，就符合“自愿结婚”的要求，可以成立有效的婚姻。     

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具体期限设置的思考 ——基于“轮+期限” 与“适当调整” 法律适宜性的探讨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有期限的新型物权,合理、恰当地设置其期限,可以稳定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进而稳定土地经营权使用者的未来土地收益,有利于规范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秩序,稳定地实现农民的土地财产性收益。新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修订草案对耕地承包期届满后作出“再延长三十年”的修订,需要警惕落入形式化的“长久不变”而掩盖风险,因此要反思“自动续期三十年”背后的原委及可能的调整。从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及其期限设置的政策与法律变迁着手,论证了“长久不变”并不等于没有期限以及设置“每轮”的政策合理性,并阐述了实践中土地流转需要的差异性、变动性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设置的不匹配困境，凸显法律“适当调整”的必要性。将“长久不变”由“土地关系”的调整转向“土地利益”的调整,土地利益协调由形式公平转向实质公平,这直接体现出“适当调整”以均衡土地利益关系来回应“长久不变”的实质性与精准性。最后，从确保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实质“长久不变”的层面提出了“确保大稳定”“预期小调整”的优化路径。     

从营业税规则演进看税收要件的明确化及稳定性

我国1950年以来营业税规则演进史，特别是近5年约400件营业额课税规范性文件，彰显了税收要件向明确化及时效性发展的特点，其中经济因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税收要件应当从“模糊化”向“明确化”、从“时效性”向“稳定性”转变。“营改增”使得税收要件稳定性强化，但是其并不必然促进税收要件明确化。虽然“营改增”即将完成，但是其税收要件明确化及稳定性的演进史对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及税收法治提供了现实参考及诸多启示。     

基于本土化实证研究的先决问题法律适用的理论省思

现有研究对先决问题法律适用中国司法实践的关注不够。考察先决问题法律适用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实际运行样态,对我国先决问题法律适用的特点分析、问题发现、理论反思和制度完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先决问题存在于涉外民商事案件中、主要问题的解决以先决问题的解决为前提条件、先决问题具有相对独立性以及当事人对先决问题存在争议,这一先决问题构成的"四要件说"建立在扬弃传统构成要件、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依据法院地关于先决问题的冲突规范确定先决问题准据法的做法,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优越性。     

犯罪论体系定罪思维模式的诉讼考量——以三阶层式与四要件式犯罪论体系为考察对象

突破理论思辨的研究范式,将犯罪论体系的研究置于刑事诉讼实务中考察就会发现,由于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各诉讼阶段特点和任务的不同,具体的定罪思路也会存在较大差异。而无论是阶层式犯罪论体系还是四要件犯罪论体系,均只设定了一种较为固定的定罪思路,因此,难以完全与刑事诉讼中各个阶段的具体定罪思路相契合。相较而言,基于四要件犯罪论体系平面整合式的特点,四要件犯罪论体系与刑事诉讼中的定罪思路契合度更高。因此,从诉讼实务角度来看,四要件犯罪论体系更具合理性。     

正义观念的历史形象——马克思三大历史阶段理论中的正义观念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剥削的非正义性和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按劳分配的内在缺陷时，明显地诉之于一个理想的正义标准：基于每一个人自我实现的需要原则。一切社会形态及其生产方式的正义性都能够按照它们接近这一标准的程度而得到评判。按照这一理想的正义标准，在人类历史的第一阶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从形式上来看是非正义的，而且从实质上来看也是非正义的；在人类历史的第二阶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虽然从形式上来看是正义的，但从实质上来看却是非正义；在人类历史的第三阶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尽管从形式上来看是非正义的，但从实质上来看却是正义的。     

杜威教师观的实质及其启示

杜威以类比的方式描述教师角色，表达了他希望通过教育实现社会民主的愿望，带有明显的宗教痕迹与理想主义色彩。杜威围绕其教师观的精髓——“教师是学生思维发展的领导者”——对教师这一支撑性角色做了不同表述，丰富了教师角色的多样性。但杜威将教育者与教师等同的理解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教师概念过度泛化，模糊了家庭、学校、社会不同场域的育人特征与方式。新时代下，要客观地把握杜威教师观的现实意义，秉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科学理性观点。     

实质刑法的理论与实践:基于三部曲的整体思维

为更好地践行实质刑法三部曲的理念,必须对其整体思维加以分析.面对刑法规范中成文或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尤其是后者)需要补充解释的情形,应基于古典法哲学的理性主义以及经典罪刑法定原则的处罚值得处罚的行为之实质侧面,建立以客观构成要件违法性与主观构成要件有责性的实质二阶层的犯罪论体系.同时,对刑法规范予以实质解释,并以此避免“无罪之罚”现象的出现,通过形式入罪和实质出罪,建构形式上“有罪不一定罚”的出罪通道,从而充分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