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问题的几点思考

突如其来的疫情,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带来了挑战.以某大学生在疫情中的亲身经历为案例,分析大学生面对疫情出现的心理问题,继而从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道德教育和采取切实有效的心理教育两方面,提出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具体措施.     

城市空间的改造、生产到正义侵蚀（巴黎1850—1890）

1850—1890年以奥斯曼为代表的统治者对巴黎城市空间进行功能性改造，塑造了巴黎新的景观社会并完成了空间生产化、秩序化、政治化的重构。资产阶级借助地租杠杆，利用空间政治工具性和政治功能性进行资本扩张的同时，也实现了阶层分化和新身份政治的形成。资本投机下的空间改造与生产使得巴黎无产阶级生存与发展的权益逐步被蚕食、侵害和剥夺，无产者对资产阶级的空间改造逐渐产生了由认同—消解—反抗的转向，空间正义意识开始觉醒。通过对城市空间规划改造中的阶级立场分析，论证空间正义与城市发展、阶层融合、社会排斥之间的联系机理，阐明资本主义空间规划与空间生产的固有缺陷，对当代城市的空间规划、贫困问题、社会排斥、城市包容性发展、环境更新与治理等现实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启发与理路审视。     

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百年来党内政治生态大致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良好开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曲折发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逐步修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全面净化等发展阶段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基本经验主要包括:发扬民主与依规治党是实现"六有"党内政治生态目标的关键;始终做到"两个维护"是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首要任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根本价值取向;坚持系统思维是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根本准则和重要方法;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反腐是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关键环节;抓领导干部"关键少数"是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重要保证.在新的发展阶段,党内政治生态呈现出从"明显好转"到"根本好转"的发展趋势.     

秩序与繁荣：政治学原初问题的制度主义解释

政治实践的基本目标是获得某种政治秩序。实现免于战争、暴力、饥荒、匪盗等，就获得了基本的政治秩序。在此基础上，政治共同体追求一种繁荣的政治秩序。政治秩序的实现需要在价值、认知、组织、技术四个层次上构建出合理和有效的制度，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道统、政道、制度体系、制度性技术。比较政治学和政治思想、政治理论等研究应当进一步摒弃西方冷战政治学塑造的“民主—专制”的政体比较的范式，将政治学研究的本体提到更高的抽象层次，即政治秩序的层次。     

成家不易，守家更难：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家庭转型“陷阱”与风险——以青年男性的处境为切入

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启动了新生代农民家庭的现代化转型，将其置于市场区位与家庭能力角度发现家庭转型面临陷阱与风险。由于中西部农业型地区农民家庭在婚姻市场的劣势加剧了其婚姻成本，而在劳动力市场区位的劣势使得其家庭能力与在城市开展新成立的小家庭的再生产不相匹配，由此使得青年男性面临成家不易、守家更难的境地。那些未能顺利成家与守住家的男性进入被动的个体化进程，由于没有了作为本体性价值归属的“家”的支撑，其个体化呈现出无根性，其生活进入到消极躺平状态。新生代农民家庭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转型境遇进一步形塑出城乡三元结构，即体面进城的完全城市化、正在努力成家与守家的半城市化与未能成家或守住家的去城市化三个层次。农民家庭陷入在城乡间摇摆的半城市化与返乡的去城市化的处境与其在市场区位劣势下的家庭能力不足紧密相关，对此中西部地方政府应通过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与通过制度设置为其提供保障与留有退路，从而探索出与农民家庭能力相适应的渐进稳健的城市化道路。     

农村家庭创业投资周期管理研究:创业动机、家庭照料与创业获得感 ——基于"千村调查"数据分析

农民创业是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力、减贫增收及带动就业的重要力量.文章基于"千村调查"数据,以农村家庭为研究视角,在"推拉"模型基础上建立实证模型,通过二值选择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农村家庭创业投资周期管理,从创业初期创业动机、创业过程中家庭照料及创业获得感详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家庭创业多为机会型创业,家庭照料对创业支持效应大于负担效应,通过增强幸福感、增加财富及提高社会地位提升农村家庭创业获得感.为推动农村家庭创业良性发展,应完善农村创业外部环境、建立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合理引导帮助农村家庭创业,使农村家庭倾向选择机会型创业.     

为什么历史上经营式农业不发展：以无锡为案例

本文基于第一、二次对"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资料,分析说明了无锡农村经营式农业的日渐式微,并从出租农地与雇工经营的收益方程、较高工商业发展水平导致的机会成本增加,以及家庭小农场的竞争三个方面分析了经营式农业不发展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是当地较高但又不足够高的工商业发展水平导致了经营式农业难以发展.较高的工商业发展水平意味着发展经营式农业的高运营成本和高机会成本.不足够高又使得非农产业的需求与人数众多的农业过剩劳动力不相匹配,从而造成了家庭小农场和经营式农场之间的激烈对抗.我们也认为,中国未来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可能会依然呈现出复杂性和特殊性,家庭小农场扮演的角色可能仍然不容忽视.     

西方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评述

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城市政治生态学由英国学者埃里克·斯温格杜首次提出后，历经2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政治生态学的重要分支和剖析城市问题、推动城市社会—生态转型的重要理论之一。城市政治生态学第二代理论家超越了第一代“都市马克思主义者”的城市主义方法论，在社会—自然、城市—乡村的辩证视角下将城市视为社会—自然杂合体，并通过城市新陈代谢、城市足迹、自然资本化等概念阐释城市化的生态基础及其对自然的建构作用，打破了传统城市分析的方法论领土主义和二元对立的倾向。城市政治生态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空间论两种阐释路径下，与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种族平等、环境正义、酷儿生态学、文化马克思主义等理论相结合，呈现出后现代转向的发展趋势。作为一种“红绿”生态文化理论，城市政治生态学有着不同于“浅绿”和“深绿”理论的绿色变革潜能。中国语境下的城市政治生态学研究方兴未艾，必将经历“引进”和“本土化”两个阶段，为全球视野下的城市研究贡献东方城市生态文明和社会—生态转型的独特案例和理论话语。     

人口流动导引的家庭代价及发展省思—基于陇东南 Q 村的个案考察

以陇东南 Q 村为个案,在分析农村人口流动动因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人口流动导引的一系列家庭代价。 家庭功能遭致消解性代价方面,表现为儿童青少年的教育抚养和老年人养老照料功能弱化;家庭风险多发频发性代价方面,表现为婚姻和家庭稳定性下降、青少年越轨行为突出和家庭成员安全风险增大;家庭分化或衰落性代价方面,表现为空巢家庭、隔代家庭和独身家庭大量出现,家庭的空壳化和复杂分化成为部分家庭走向衰落的前兆。 代价视角的分析表明,需要将家庭置于相关制度设置和公共政策讨论的核心,明确家庭建设在中国农村社会具有的特殊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 发展和守护家庭,调动家庭自我保障、自我调节和服务的功能及积极性,是政府相关政策制定中必须予以重视的关键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