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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即位不久就实施了严酷的崇宁党禁,使徽宗朝诗人心态普遍趋于内敛,绝大多数沉沦下僚,有的布衣终身,有的遁入空门,还有一些虽曾微官,又多有黜贬经历。徽宗朝诗人的这种境遇、心态又直接影响了他们诗歌的主题——反复咏叹不遇之感、羁旅情怀、隐遁思想、高士节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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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若鸿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42(3):168-177
诗案对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是北宋诗歌和政治关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北宋以儒立国,诗人以诗议政,发挥儒家政教精神,但屡屡因诗得祸。诗祸与新旧党争密切相连,从乌台诗案的政见之争,到车盖亭诗案的党同伐异,再到崇宁全面文禁的意气用事,始终贯穿着鲜明的政治特色。诗人的命运随着政党的得势与否而浮沉,而且波及的诗人一次比一次多。党派之间的权力之争、喜同恶异使诗人难以独善其身及保持创作的独立批评精神。诗人的创作经此连绵的政治打击,由经世致用转向寻求安身立命和追求纯粹技艺,崇宁四年(1105)后,北宋诗坛批评政治的诗歌陷入历史低谷。凡此,与北宋诗案的政治化本质而造成的负面影响息息相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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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忠礼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4,(2):17-36
宋史研究尚存在一些悬而未决或并未取得学术界共识的问题。宋代户部人口统计中户多口少之谜,是其中最为人们熟知的问题之一。这些尚未彻底揭开的"谜底",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对整个宋代历史的正确认识。本文通过对有关史料的分析、辨识、推理、考辨,论证了"男口说"、"析户说"、"户数虚增说"、"漏口说"等多个"谜底"之不可信,认为虽然州县的某些版籍为了各种目的,统计的对象可能是丁,也可能是男口甚至全部人口,但户部所统计的只是丁口。对于宋代的户口统计,如果除去户版的错乱,那么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如果每户平均只有2口左右,必定是丁口;有3口左右,很可能是包括老、幼在内的全部男口;若有5—6口以上,则基本上是总人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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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劲茵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0(2)
北宋徽宗朝在崇宁元年至政和七年花费近十五年的时间,制作了一套从乐律理论到乐器制度都焕然一新的大晟乐,并通过行政手段有层次、有步骤地由朝廷推行到民间以及域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晟乐并不仅是徽宗朝的音乐文化特产,而是作为徽宗"继述"神宗新政的一个部分,从诞生、完善到扩张,都受到整体政治环境的制约,与人事变动、各项政策相互协调、促进,共同体现徽宗朝廷独特的政治气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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