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分类聚 攻心扼吭——对《斐德若》中诗歌分类的思考

苏格拉底把诗歌划分为属人的诗歌和属神的诗歌两类:第一类型诗歌是通过技巧对现实世界的一种再模仿,由于这类诗歌是技艺型的诗歌,诗人被划分到第六等级之中;第二类型诗歌则是凭神附的诗歌,诗人凭借着神的临幸创作出优秀的诗篇,这种诗歌是诗人在看到理式世界后浑然忘我创作出来的,相比于第一种类型的诗歌它显然具有优越性,诗人被划分到第一等人中。与哲人的迷狂不同,哲人的迷狂是他人看起来的迷狂而自己的清醒。苏格拉底这种对诗歌的划分,不仅符合了哲学的特性——在讨论之前首先要对某一事物进行定义分类,而且为以后对诗歌的逐次批判奠定了基础。     

巫术、宗教与科学:重思晚清的风水批判

传统中国的风水批评是天道信仰内部的正统批判异端,是宗教对巫术的批判。与此类似,晚清基督徒对风水信仰的批判也基于宗教对巫术的立场,但其批判资源包含大量的现代科学知识,不仅颠覆了风水信仰的理论基础即阴阳五行的宇宙秩序,并且殃及同样建立在这一宇宙观念之上的天道信仰。然而,科学虽否弃了宗教和巫术,但它对人类命运的解释与巫术却甚为接近。     

神圣世俗社会--兼谈马林诺夫斯基的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观

宗教问题是一个热门话题,但对宗教的产生及其与巫术等等的关系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笔者通过对马林诺夫斯基的<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的学习,结合著名学者的观点,拟对以往宗教学说中关于自然与超自然的论述及其仪式、功能,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及其与巫术间的区别,作一肤浅的探索.     

渗透在天水伏羲庙纸人灸病习俗中的巫术观念

巫术信仰是中国民俗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巫术文化与民俗文化密不可分。可以说巫术借助民俗广为扩大,而民俗因为有了巫术的影响,其观念更加深化和巩固。天水伏羲庙伏羲祭祀活动中的纸人灸病习俗中所使用的神树、纸人、蘸上鲜血的护身物等,无不折射出巫术的观点,是巫术的三种基本原则综合渗透的表现。然而透过表象的巫术这层面纱,看到的却是古老民俗和当今所提倡的主流思潮的契合——生物协同观、心理疗法以及早期的医药观念。     

秦"大梓牛神"传说及其巫文化气质

从战国时代的《秦记》到六朝志怪文本,秦"大梓牛神"传说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古典文献对这种栖身于树的森林精灵及其灵验的类似记载,曾经形成一种特定的叙述模式或文化母题,它在人类学的视野观照下,彰显出巫文化在不同时代和民族原始遗留的世界普遍性。就其本事来考察,秦王砍伐大梓树的集体行为,实际上是古代社会结合巫舞而演示的一场较为正规性的巫术驱邪活动。     

壮族的民间信仰与民俗医疗

壮族的传统医药文化非常丰富,民间至今依然盛行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的“神药两解”的民俗医疗方法。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壮族乡村的病人在积极寻求药物治疗的同时,还借助麽公、囊妹、道士等神职人员施行各种仪式来治病,且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本文拟从田野资料出发,借鉴医学人类学的相关理论,以目前壮族农村盛行的巫术与祝由疗法为例,来探讨壮族的民间信仰与民俗医疗的关系。     

仪式、禁忌、时间与巫术——关于起始时间的文化解读

历史上很多人类群体一直对"起始时刻"给予特别的重视。在多数群体的文化常识中,人们在特定的时间如新年、新春、晨曦等时刻,通过举行一定的仪式或遵奉一些禁忌等手段,企图预知或操控自己的"将来"。本文通过解读这种文化实践和认知背后的思维逻辑,试图说明仪式不仅仅通过阈限来强化社会规范,而且也是人们将抽象的宇宙或自然时间具体化为可感知、可操控的文化事项的手段,人们也通过这种文化设置与表达使自己的人生不断有新的起点。     

“果粉”迷狂消费行为的文化分析

本文旨在从消费者与文化的角度分析"果粉"迷狂消费行为。研究认为,"果粉"选择消费苹果产品与服务,既是生产者资本控制的结果,也是消费者为克服消费主义文化危机而做出的一种旨在重塑生活意义和市场道德的策略行动,而苹果公司对其企业文化的建构正好迎合了"果粉"的期待;生产者与消费者共同促成了迷狂消费行为的产生。     

汉代统治阶层对民间信仰的限制和引导

汉代民间的鬼神祭祀并非单纯地以祈福禳灾为目的,它还包含有以祝诅等巫术伤害他人,被伤害者甚至有可能是最高统治阶层。祭祀中害人巫术的存在,无疑会对社会治安、统治阶层本身乃至统治秩序的正常运行造成影响。面对这样的挑战,汉代的统治阶层设立严刑峻法、设置祠祝官进行抵御;而统治阶层中的知识分子将先秦以来限制祭祀规模的传统理念用于现实政治,致力于革新鬼神观念、宣扬"淫祀无福",试图在思想上对民众进行引导。     

色彩符号化与春秋战国时期君主神化—圣化机制——以五时五方服色符号为中心的考察

在万物有灵的原始社会,色彩作为事物最鲜明的外在特征,被视为事物灵性的重要表现方式,因而受到先民的崇拜,并在原始巫术中得到广泛的运用。社会各阶层对色彩符号的神秘属性、巫术功能观念的普遍认同,为君主借助五时五方服色符号自我神化,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心理基础。春秋战国以后,五时五方服色符号观念吸收伦常思想,与新兴礼乐文明相融合,增强教令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在君主"自我神化"、塑造"圣人形象"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推动了王权主义从神化到圣化的文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