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朝宋齐时期的“士庶天隔”

本文通过对宋、齐两代士庶之间的公事、私事往来与通婚等方面情况的分析,认为宋、齐两代士庶之间已经开始往来、通婚。其原因有政治、经济和思想三个方面。作者还进一步分析了通常用来证明士庶不往来共坐的七个例子,认为其中大部分并不适用于证成士庶分别。文章的结论是:宋、齐两代士庶之界限正逐渐趋向于模糊、淡化。     

汉代的血族复仇与《春秋》决狱

汉代，血族复仇之风盛行，成为两汉社会风俗中十分引人注目的问题。在当时，许多社会阶层都存在浓郁的血族复仇风习，即使诸侯王公亦是如此。而官府对于这一类案件的处理则相当宽容，这与当时普遍流行的“《春秋》决狱”法律行为有很大的关系。两汉时期的《春秋》学，主要是公羊学派，而《公羊传》的思想特征之一就是对复仇的推崇。     

汉代法政体制述论

汉代法政体制伴随廷尉的设置而逐渐形成.廷尉是汉代最高司法机关,但并非唯一有司法审判权的机关,丞相、御史、尚书等行政长官亦兼理司法.汉代所创制的疑狱谳报、录囚、杂治(议)、春秋决狱、秋冬行刑等制度,对中国封建法政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春秋决狱”中的“司法审查”因子

在现存的“春秋决狱”事例中,只有一例是董仲舒直接以儒家经义对抗君主命令做出的超越法律的判决,而仅此一例又可证明中国古代自然法思想的践行,其他五例都是运用儒家经义解释实在法律,进而深化或细化法律规定、纠正法律的偏颇或者弥补法律的缺失。中国古代“引经决狱”的事例展现给我们的,不仅不是枉顾法律、非法司法的司法恣意,相反,却是一个依凭“高级法”理念,通过运用解释技术进行司法造法,进而试图以司法制衡立法、限制行政的“能动司法”图景。“春秋决狱”中内含的“司法审查”因子能为我们提供一种传统法律资源,为破解社会转型期产生的“良性违宪”或“公民不服从”难题提供借鉴。     

道教学视野中的酆都

酆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经中,是济世度人之阴间天宫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注重神学理论的创建,道教已初步建构起系统的酆都地狱理论。在道教斋醮科仪法术中,酆都有着济生度死的多重功能,历史上酆都道教的长期传承,致使酆都地府惩罚形成民间信仰习俗。通过史籍道经中酆都文化内涵的解读,道教史上酆都平都山道教历史的重构,可知酆都神学理论是道教文化的重要内容。     

谢村“争碑”与万荣笑话

清朝道光年间，荣河县北杨坡村人武骊珠经十年寒窗苦读，考取进士三甲第一名，并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拟派到陕西同州（今大荔市）当知县。     

明清州县的狱囚衣粮

明代将"狱囚衣粮"幼入<大明律>,弘治以后增加2条例;清代因循,又陆续增删修订16条例;给囚犯以基本的生活条件,成为法律规定的内容.明清州县有正规和非正规的监狱,多数人犯的衣粮不在法律规定提供的范围,因此给人犯提供衣粮便成为州县官的"善政"体现,而法律规定提供的部分人犯衣粮,又存在管狱官吏克扣冒销等问题,再加上狱卒的勒索凌虐,就使狱囚生活难以得到保障.     

“《春秋》决狱”与古代判词文化

《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制发展史上法律儒家化进程中的关键一环．体现了儒家道德对传统法律的渗透和改造，对后世的立法、司法实践和法律文化诸方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统的说法认为，《唐律》的颁布标志着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完成，《春秋》决狱也由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本文重点探讨《春秋》决狱和中国古代判词文化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并由此得出结论，《春秋》决狱作为一项生命力顽强的司法传统，一直存活在中国古代的判词文化中，以迄近代。     

浅议春秋决狱对汉代儒学发展的影响

经学是汉代的儒学，也是通经致用的儒学。经学对汉代的政治影响是巨大的，每一种学术思想的发展都会受到当时社会的具体历史条件的制约，留下了时代的烙印。儒学发展到了汉代演变成经学，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可以从学术发展的内纯致治法则解释这一演变过程。学术内纯化的力量，是儒学对自身元概念的探索从未停顿；学术致治的方向，使儒学更能与现实结合，并成为显学。     

庄氏史狱与清初私家修史——从史学史的角度分析庄氏史狱对清初文化的影响

庄氏史狱是清初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前辈学者研究成果众多,但多倾向于史狱于清初文化的负面影响,本文以清初私家修史为线索,从史学史的角度分析庄氏史狱对清初文化的影响,认为,史狱的发生,使清初以来蓬勃发展的私家修史遭遇挫折,但不足以动摇史家修史的热情。清初民间史家,经历曲折后仍坚韧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