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民服务》的发表经过

1944年9月5日,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县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毛泽东在延安得悉张思德牺牲的消息后,把警卫队队长古远兴叫到窑洞里,详细地询问了有关情况。他严肃地说:“前线打仗,免不了要死人;但后方搞生产出事故死人,不应该。”为此,毛泽东作了3点指示:“第一,要把张思德身体洗干净,穿上新衣服,入殓前要派战士给他站岗;第二,买一副棺材,运回延安;第三,要给他开个追悼会,我要参加,还要讲话。”9月8日下午,张思德的追悼会在枣园后院的干河沟上举行。会场上悬挂着毛泽东亲笔写的挽联———“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毛泽东低…     

和毛主席第一次照像

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胡宗南纠集23万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妄想消灭中国共产党。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军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采取毛泽东同志灵活作战的战略思想，以运动战的战术与敌人周旋。为了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暂时主动撤离延安。在严峻的形势下，为适应当前工作的需要，党中央决定由毛主席、周恩来和任弼时等组成中央前委、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指挥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负责组成中央工委，前往华北为解放全中国进行战略反攻：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中央后委，前往山西，负责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     

延安女作家革命书写中的领袖情结

延安时期,在革命队伍中存在走出家庭、追求信仰、投身革命的女性作家群体。在这一群体成员的革命书写中凸显出近乎于宗教虔诚的革命领袖崇拜倾向,其精神构成中内涵着强烈的领袖情结。在延安女作家的领袖崇拜话语中,可以梳理出情感逻辑、信仰逻辑和神秘主义逻辑的非理性因素。处于政治权力边缘的延安女作家,为了获取自己的精神价值,借助于革命叙事有限地、部分地实现了介入公共政治生活、间接获取政治权利的欲望;她们对于领袖人物的崇拜与书写,是革命阵营内部权力分配不均衡的表现。     

延安整风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延安整风运动是继五四运动之后又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冲破了党内长期以来存在的教条主义束缚，提高了全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树立起正确的思想路线，使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更好地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创造性的结合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事业继续前进的现实需要，更是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运用到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有力武器。延安整风运动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为新时期不断地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行动指南。     

评《延安颂》问世是『沉渣泛起』论

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电视连续剧<延安颂>在中央台黄金时段播出,收视率极高,观众奔走相告,好评如潮,认为这是真实反映中国革命的历史,细致刻画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的风采,生动展示中国共产党人在波诡云谲中搏击风浪的英姿的作品,是近年来出现的难得的艺术精品,特别是在当前影视作品中充斥着"三上"(上床、上房、上朝)现象的情况下更属难能可贵.     

丁玲与延安文艺

对于丁玲来说,生命的辉煌与劫难都与延安文艺时代密不可分,延安文艺时代成就了丁玲,也为其以后的劫难埋下了伏笔。通过丁玲与延安文艺的建构、碰撞、融合关系的梳理,不难看出丁玲为延安文艺的建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同时由于丁玲自身个性主义与政治意识的纠结也在无意间对延安文艺的一体化发展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阻滞。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创办始末

日共领袖当校长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创立，是和一位日本共产党人野坂参三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野坂参三是日本共产党的创建者和领袖之一，曾任日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于1940年3月从莫斯科来到延安。在延安，野坂参三化名为“林哲”，并且将自己的日本名字改为“冈野进”，直到二战结束后，才恢复了真名。     

毛泽东与黄炎培的革命情谊

黄炎培,号任之,1878年10月1日出生于上海川沙县城一个平民家庭,是晚清时期的末代秀才、乡试举人,是远近闻名的"江南才子"。他曾创办了我国第一所正规的职业学校——中华职业学校,是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他作为著名的教育家、爱国的民主主义者,与毛泽东、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毛泽东曾一再号召党外人士学习黄炎培,做党的诤友。新中国成立后,黄曾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1965年12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周恩来的公仆精神

2008年3月5日,是周恩来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是新中国主要的"开国元勋"之一,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     

延安时期的中国古代史研究

延安时期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在是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较为自由的学术氛围下进行的。当时学者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采用了丰富多样的历史研究手段,在立足史料,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从理论高度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其研究成果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由于过分强调史学研究为现实服务,因而其科学性便受到损害,甚至在个别问题上出现了非历史主义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