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产权结构变迁视域下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

农地产权结构是搭建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与宪法秩序有效链接的重要桥梁.从农地产权结构变迁的视角看,我国传统土地增值收益的国有化机制实际在很大程度上符合1982年宪法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地租国有原则及地利共享秩序.然而,由于宪法土地条款一开始就被注入了地利分配具有倾向性的思想基因,长此以往便忽视了农民作为整体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另一半宪法秩序".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国家进行了"同地同权"、赋权于"民"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其实质是宪法秩序的延续而非替代,我国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主要机制仍是征地补偿制度.要实现我国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必须回到社会主义"国家—集体"一元论的完整地利共享秩序中来,并遵循实质平等的要求,通过以"人的城镇化"为目标对区片综合地价进行限定、采取倾向于农村及农业发展的"土地财政"政策、打破城乡户籍二元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方案,推动农民全过程参与、共享土地利益.     

治理效能视角下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制度研究

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有序性和有效性并非直接相关,可以从有序性和有效性两个维度分析公民参与及其治理效能的关系.为提升治理效能,以程序性规则为核心的制度设计能更为充分地保障公民有序有效参与公共服务,实现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与有序合作.基于全过程民主、程序性权利和共同体秩序等公民参与的程序性价值维度考量,再以环境保护领域中的公民参与为例,从公开公示机制、意见表达机制、回应吸纳机制、监督评价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等方面构建公民全过程参与制度,并探索公民参与的方法和策略.通过公民参与的程序性价值内化、方法创新与技术转型来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秩序与繁荣：政治学原初问题的制度主义解释

政治实践的基本目标是获得某种政治秩序。实现免于战争、暴力、饥荒、匪盗等，就获得了基本的政治秩序。在此基础上，政治共同体追求一种繁荣的政治秩序。政治秩序的实现需要在价值、认知、组织、技术四个层次上构建出合理和有效的制度，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道统、政道、制度体系、制度性技术。比较政治学和政治思想、政治理论等研究应当进一步摒弃西方冷战政治学塑造的“民主—专制”的政体比较的范式，将政治学研究的本体提到更高的抽象层次，即政治秩序的层次。     

康德时间秩序“客观性”的新解

康德对范畴客观性的先验演绎最终完成于后演绎的“原理分析论”经验类比部分。经验第二类比关于因果性的证成有赖于主观时间秩序与客观时间秩序之间的有效区分。对客观性的传统解读有两种：客观实在性和主体间的普遍有效性。但传统解读没有成功处理“客观性”的二难，以至无法令康德对范畴运用规则及其界限的说明同时抵御认识论和道德哲学中普遍怀疑论的攻击。时间秩序客观性的新解，即以别种表象方式的可能性为前提的跨主体视角下的客观实在性，可以消解传统解读的二难。承认这样一种客观实在并不与康德哲学的批判原则相冲突。     

超越主权：跨国公司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影响与重塑

当今世界正处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深刻变革的进程之中。跨国公司作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行为主体,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与重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以高科技、互联网等产业为代表的非传统型跨国公司的影响力和冲击力更是不可小觑,具体表现为:非传统型跨国公司掌控的社交网络工具成为凌驾传统政党的政治运作平台,试图超越传统生产力以谋求全球化技术统治;大数据集权成为重构国家与市场的第三种力量,金融剥削与数字剥削构成新的盈利方式;同时客观上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关联合作,维护了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基本稳定。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跨国公司特别是非传统型跨国公司权力参与下,呈现出一些转型特征: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的权威将更为分散、行为主体将更为多元、发展差异将更为明显、竞争态势将更为激烈;与此同时,合作空间依然存在,且主权国家仍将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跨国公司虽然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具有能动的塑造作用,但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其仍然无法超越主权而单独存在,也只有在主权的引导与规范下,跨国公司才能更为有效与积极地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塑过程,从而更好地为国际社会各参与者提供经济支持...     

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个体多角色演绎与共同体互动秩序研究——基于“空间-关系-角色”的分析

个体与共同体的互动关系是社会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核心话语,更是公共卫生事件相关风险治理的关键性命题。通过提炼"空间-关系-角色"分析框架可以发现:个体在不同类型社会关系中演绎不同的角色,具有不同的行为逻辑,在不同性质空间中亦有不同的关系承载和角色切换。公共卫生事件是社会治理的突发性"检验场",也为理论研究提供了"社会实验"图景。病毒的人际"无差别"传播具有较强的空间渗透性和整合性。其间,身体空间、熟人空间、功能空间和公共空间相互交错,本位角色、熟人角色、职业功能角色与公共角色多重演绎且行为逻辑异化,关系蜕化为"自保性规避""被动性失衡""排他性内卷"格局。"善治"愿景下的个体多重角色演绎与共同体良性互动应当区分不同空间性质以避免行为失范,强化依法治国以协调相关各方利益诉求,通过情境学习和责任认知重构"疏堵有方,张弛有度"的行为秩序体系。     

乡村家庭秩序的伦理逻辑与现代变迁

乡村家庭秩序是与“家”有关的元素之间相对稳定的结合关系和较为持久的互动模式。在传统农耕社会，乡村家庭组织和秩序模式持续稳定，形成了以“五伦”为核心的伦理结构，而以血缘为本位，以家国为伦理主体，宣扬差别与和谐共存的伦理逻辑是乡村家庭制度展开的依据。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国家治政、市场运作与村民选择的多极力量影响下，乡村家庭伦理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混合模式。随着传统家户制度的改变，当前乡村家庭结构呈现血缘依赖与工具理性并存的趋向，而衔接家国关系的“家共同体”不断分解，个体化行动在建立家国连续统中的作用突显。伴随着新型秩序的生产，乡村家庭仍面临不确定的未来。     

“亲亲相隐”或“大义灭亲”:人伦秩序与公共秩序的关系研究

"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这一对矛盾的背后，隐藏的命题是人伦秩序与公共秩序的关系，两者既有一致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笔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第一，通过理论研究发现，"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的立法在理论上都有其合理性；第二，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受对家庭成员的信任度、法律素质和对意识形态的认同度的影响，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公民的告亲行为呈现出"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并存的状态；第三，基于理论与实证研究，并借鉴古今中外的相关立法，笔者认为在两种秩序发生冲突时，一般情况下应当维护人伦秩序，因为这是人最基本的价值需求，法律不能置之不顾，而在特殊情况下，如涉及恶性犯罪，则必须强调公共秩序维护的优先性。     

罗兴亚问题对缅-孟关系和地区秩序的影响

罗兴亚问题是一个多世纪前英殖民者在亚洲埋下的诸多“民族问题”之一，也是孟加拉国与缅甸之间难解的“痼疾”。2017年8月以来，罗兴亚问题的再次爆发给相关国家造成巨大冲击。缅甸在打击罗兴亚暴力活动的同时，反对国际干涉，试图牢牢把握该问题解决进程中的主导权，而孟加拉国在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等不同层面基于自己的利益考量，寻求将罗兴亚人遣返缅甸，立场的对立使两国关系陷入僵局。而美国和印度介入罗兴亚问题则使地区秩序进一步复杂化，并在舆论和安全等领域影响中国的利益。2020年1月17日至1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对缅甸进行国事访问，标志着中缅经济走廊从概念规划转入实质建设阶段，也给“罗兴亚问题”的解决带来新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