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 无达诂" 到"诗无达诂":中国阐释学的发展历程及其理论内涵

自董仲舒明确提出"<诗>无达诂"后,从汉迄清,关于<诗经>的研究就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阐释的可能是不可穷尽的.而"<诗>无达诂"泛化为"诗无达诂"也源于宋人释<诗>,其后才影响于诗文批评.泛化后的"诗无达诂"在理论内涵上仍遵循着"<诗>无达诂"的阐释理路:"从变"、"从义"."从变"侧重阐释的自由性,其具体表现有:"见仁见智"、"原意悖谬"、"诗无达诂而不诂";"从义"则强调阐释的限制性,其具体表现有:"本事求诂"、"坐实求诂"、"另类求诂",充分显示出中国阐释学的特色.并与西方阐释学有着密切的相通性.     

哈贝马斯和利奥塔现代性理论之比较

在哈贝马斯和利奥塔之间进行的关于现代性的争论颇具代表性,一个声称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另一个则对元叙事表示质疑。哈贝马斯的"共识"理论和利奥塔的"差异"理论,表面上思维迥异,但实际上却包藏了雷同与巧合,具有差异性的同时也具有共通性。在深层次进行整合,寻找两者理论及政治倾向中蕴藏的共同点,利于剖析两者理论的合理与局限,使超越两者形成新的理论成为可能。     

简论《变形记》的"化隐为实"

<变形记>的悖谬恰恰可以"化隐为实",使被夸张和变形的生活具有了一种独特的真实感.     

悖谬之路——从克尔凯郭尔到勒维那斯

"悖谬"的思想属于一直被哲学所排斥的另类,在古希腊哲学中被称作"诡辩".但是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末,在欧洲思想界反形而上学浪潮中,"悖谬"的微妙精神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启蒙理性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悖谬"不属于"矛盾辩证法"的精神层次,它延伸到哲学所能理解的界限之外,像是"他者的智慧"."悖谬"试图以更为开放的问题置换或消解围绕being的封闭式哲学提问方式,解放了一种哲学之外的智慧,这种智慧模糊了理性与非理性、精神与心情之间的界限.     

悖谬与后冷战时代的政治哲学——读德里达《友谊政治学》

德里达的政治哲学观点是他对形而上学解构策略的延续,是苏联解体之后的所谓“后冷战”时期西方政治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德里达破除传统政治中“对立统一”的思维模式,不再以区分敌我或者非此即彼作为思考的出发点,而是以亚里士多德的“啊,朋友,没有朋友”作为重新建构的桥梁,肯定自相矛盾判断的正当性,肯定就要到来的是一个没有传统政治意义上的敌人与朋友的人类新时代,从中引出了一套悖谬的微观意义上的政治哲学。     

"说不可说之神秘"的"重玄之道"——成玄英重玄学话语策略与思想底蕴总论

以“重玄”名家的唐初学者成玄英的老庄注疏不是音韵训诂的朴学,而是侧重于义理上切身领悟、大力承继老庄置身于“在世之在”的特定语境而阐发的对人生根本困境的“终极关切”、“真精神”,是对原始道家经典文本的重新解读。这种解读以道为本,援佛入道,将“玄之又玄”的老庄道家之道“创造性地误读”为一种历史新范式─—“重玄之道”。其思想底蕴乃为排谴“在世之在”存在论的悖谬与苦痛。     

解释的递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实践”的几种模式

在社会理论意义上,以“劳动”作为“实践”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的历史选择和基本看法。生活世界理论和生存—实践论开始意识到其中的矛盾张力,但仍致力于弥合。而认识论意义上把“实践”解释为反教条的经验累积论在中国也根深蒂固。着重强调人与人关系(而非原来的人与自然关系)并凸现自由、伦理、人文、审美等价值维度的“实践”日益受到重视。但从人人关系维度看,“实践”内含的各种张力、矛盾、复杂、多元、异质等都凸现出来,使实践智慧论和实践自悖谬论成为日益受关注的问题,理论与实践统一、知—信—行的统一开始受到反思,而实践和生存的内在反讽性或许更凸现了哲学实践观的复杂内涵,以及区分不同层次的必要性。     

阿多尔诺现代性解构的批判性反思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三个标杆式人物之一,在对待现代性的态度上,阿多尔诺与哈贝马斯和霍耐特有所差异.笼统地说,阿多尔诺的"现代性"概念,可以归属于哈贝马斯所说的"古典现代性"概念;但他对现代性的态度,并非仅仅局限于哈贝马斯所说的"总体化的理性批判",而是试图对现代性进行"解构".在这个解构过程中,阿多尔诺力图解构主体首要性,从而触及到了现代性的灵魂;力图瓦解同一性逻辑,从而动摇了现代性的形而上学基础;批判资本主义的等价交换原则,从而揭露了现代性的社会现实表现.从一定意义上说,阿多尔诺的"现代性解构"具有后现代特征,但又不同于后现代主义的"告别现代性",而是介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阿多尔诺对现代性的批判令人深思,但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因而,对这种现代性批判本身还需要进一步的批判性反思.     

菲利普·罗斯大屠杀书写的语境与特征

当代美国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的大屠杀书写揭示了大屠杀事件从边缘逐步进入到美国犹太人身份认知核心的过程。文章从罗斯大屠杀书写的美国语境、大屠杀书写的悖谬性和大屠杀书写的空间化三个方面,探讨罗斯大屠杀书写的外围语境和内在特征,旨在说明罗斯的大屠杀书写一方面拓展了当代美国犹太作家大屠杀书写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展现了当代犹太人身份的复杂化和多元化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