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逝的风华,狡黠的暗流”——论杜十娘悲剧的根源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冯梦龙《警世通言》的中最为杰出的作品之一,故事主人公杜十娘的悲剧性结局令人唏嘘,她沉江的原因值得探讨。首先,李甲是导致杜十娘梦想破灭的始作俑者;再次,孙富是十娘沉江的导火索,他加速摧毁了杜李的危险关系;最后,从未出场的李布政以及他所代表封建势力,才是真正谋害十娘的幕后黑手。杜十娘是情的追求者,李布政是理的捍卫者,封建势力的强大使情的追求变得遥不可及,最终成为了情理相抗的牺牲品。     

如何变反对者为支持者

在制度化管理中适当地引进亲情、友情、温情的内容，来一点人情味，“淡化”一下规则，“软化”一下制度，员工的潜能有时就是靠人情味激励出来的。无情的制度，有情的管理，情理交融，刚柔相济，应该是领导者追求的境界。     

清代司法实践中的情理初探

在清代,司法实践的根本依据不是成文法,而是自身含义带有极大非实定性的情理。可以说,情理构成了清代的司法精神。那么,以灵活变通为追求的情理,是否存在一个不变的、实定的核心,或者说情理的本质是什么呢?如果存在,它产生于怎样的社会土壤?本文将从情理的词源含义、法律含义等角度入手,分析情理的本质;并从伦理作用下的情理与情理中的伦理两方面阐释情理生存的社会土壤。     

诗文互渗情理圆融——解读官演武散文诗集《弦上的舞蹈》的审美意象

窗外小雨淅沥,平添了春夜几番静谧。我在拜读官演武散文诗集《弦上的舞蹈》。半明半暗的灯影下,影视般幻化出诗人营构的既具体又空灵、既现实又理想、既清晰又缥缈的众多审美意象。在作者笔下,“炼油树”不是“树”,倒是“鲜红的花束”;“冬雾”不是“雾”,却是“冷冻游荡之魂魄”;“森林公园”不是“公园”而是“草的凉亭,花的走廊,绿的篮子”等等。这种“变形”和“异化”,也许跟清人袁枚说的“蚕食桑而所吐青丝,非桑也;蜂采花而所酿者蜜,非花也”的道理庶几近之。中国古典美学十分看重“意象”,认为它是“诗的本体”,并把“情与景两者的…     

人权视野中的犯罪控制和打击

面对犯罪率不断上升的客观现象,既要清醒地认识到,不存在天生的犯罪人,犯罪是各种因素的综合体现,犯罪率上升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又要明确地肯定,犯罪率是可以有效控制的.在强调严厉打击犯罪仍然是最有威慑力的手段的同时,必须改变传统的犯罪对策观念和犯罪对策体系,立足于中国的国情看待打击犯罪的积极意义.为了达到最佳的效果,对犯罪的打击应当合乎法理、伦理和情理;应当正确处理好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关系.     

情与理的困惑选择--论时事小说的创作特色

时事小说是中国小说史上不可忽略的历史存在 ,由于与现实过分密切的关系 ,时事小说家们虽以史家自居 ,却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感 ,因此形成了时事小说情感与理智两相悖反的独特现象。本文从对明君中兴的企盼、对农民起义的态度、对神鬼迷信的描写三个方面来探讨时事小说中情感与理智的矛盾     

自律伦理学的两种可能形态:康德与王阳明

康德和王阳明分别呈现了自律伦理学的两种可能形态,即康德关于"意志自律"的阐发与阳明关于"良知自发"的诠释。如果仅仅是在"自我立法、自我遵守"的意义上谈论"自律"概念,那么二者有着相似的义理结构,这集中体现为其关于道德动机的阐发,即德性作为主体的内在品格逻辑地指向自我成就,因而我们的道德意识中含有一种动力,能够促使我们去实践德性所要求的行动。不过,康德和王阳明分别赋予了自律伦理学两种可能的形态,这种差别根源于二者对自律主体的不同设定。基于中西方异质的情理精神,康德的自律主体有着情理二分的人格组成,阳明的自律主体则是情理合一的存在,其中的关键是二者对"情"的理解。从更广的意义上看,这种设定又逻辑地构成了他们相异伦理学体系的重要一环。     

和谐司法中的本土资源借力与转化——以中国传统司法话语“情理”的现代再植为核心

"情理"是中国司法中的特有本土资源,"情调理处"是中国特色司法知识,传统上,地方士绅是缓冲国家与民间紧张关系的重要环节,是"情理"演绎中的必要角色。在我国法律体系尚不完善,社会各阶层境况迥异,法官释法能力尚显粗疏、机械的现实情况下,将其演化为现代司法"善良与公平的艺术",使"情理"重新回归司法,是实现法律规范与生活事实有机契合的必然选择。     

真忙与瞎忙

所谓真忙，如写情书，如种地，如发现九尾彗星，如在灵感下写诗作画，虽废寝忘食，亦无所苦。这是真正的工作，只有这种工作才能产生伟大的东西与文化。人在忙的时候，已把自己忘掉，眼看的还是工作，心想的是工作，做梦梦的还是工作，便无暇算计利害金钱了；心被工作充满，同时被工作洗净，于是手脚越忙，心中越安怡，不久即成圣人矣。情书往往成为真正的文学，正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