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的合同效力问题研究

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民事案件主要是民间借贷案件。借款合同与保证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超出了民法的阈限，触及到刑法评价与民法评价的关系这一根本，成了困扰民事审判的一大难题。对此，理论上与实践中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方法论立场，即刑主民附论与刑民分离论。然而，这两种立场都有失偏颇。只有消除立场上的偏颇，才能将合同效力认定纳入正确的轨道。吸收资金不应被认定为违法所得，不应适用追缴或责令退赔。如此，由于追缴与责令退赔的适用所引发的刑民间评价矛盾及其对效力认定造成的干扰，才能被彻底消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是行政犯，合同违法性评价，应以《商业银行法》第11条第二款规定为根据。从规制对象来看，作为准入规制的《商业银行法》第11条，并不意在规制合同行为；依法益权衡而言，认定合同有效也并不阻碍该条规制目的之实现。因此，《商业银行法》第11条并非《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意义上的强制性规定。对该条的违反，不应成为认定合同无效的理由。     

作为自我和客我的身体相的能知——广松涉的《存在与意义》解读

广松涉拒绝传统哲学认识论中的主体—客体二元构架,他将对象性客体解构为显相的所与和意义的所识,而认知主体则被拆解为一种关系性二肢存在,即能知的何人(人称上的"谁")与能识的某人。并且,广松涉突出强调处于认识论客体向度的显相世界中的身体,它并非是一个简单独立实存的物性对象,而是一个在感性对象性的"所知以上"的某种东西,即能知的主体,也就是显相给予所面向的关系性的主体,这是一个物性的身体之上的可以知晓关系性格式塔显相的主体。     

“围城”中的“历史人”——论李梅亭与霍华德·科克形象的伦理悖论及镜鉴意义

《围城》与《历史人》都是著名校园讽刺小说.其代表人物李梅亭与霍华德·科克都是生活在动荡时期相对平静的大学校园“围城”中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言与行的矛盾、表与里的抵牾,在职场生涯中道貌岸然的显性身份表象与其庸俗无聊、滑稽可笑的隐性角色扮演形成的伦理悖论,无疑具有强烈的喜剧效果和深刻的反讽性质.由于人物所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不同,其伦理悖论又各具特点,李梅亭身上散发出陈腐的朱熹式伪道学气息,霍华德·科克则是在激进外表下包裹着极端利己主义.李梅亭与霍华德·科克形象蕴含的伦理悖论在知识分子中具有一定典型性,其形象既为历史存照,也对今天重塑大学灵魂、重塑知识分子健全人格具有一定镜鉴意义.     

俄韩语言动词时的语法意义共性初探

本文运用现代语言学对比分析的方法,对俄韩动词时进行对比,侧重分析了二者在现在时、过去时、将来时方面的语法意义共性。这不仅能进一步证实语言的普遍性,同时也有利于两种语言的学习者更好地学习和理解语言。     

马克思本体论的实践转向、维度与旨归

西方哲学史上形而上学本体论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情况到马克思那里实现了转向:寻求世界始基的本体论转换为人类意义世界如何奠基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抽象地谈论本体没有意义;人类以社会性的连接方式进行实践活动,产生意义世界,哲学应以此作为本体。然而,马克思面对的却是意义世界遭到了严重破坏的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重建意义世界,其意义本体论的价值旨归是人的解放。     

1940年代:沈从文的思想与创作

1940年代,是沈从文思想与创作极为复杂的时期。当以《边城》为代表的创作高峰过后,苦于对生命、人性及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为寻求自身创作的突破,沈从文的思想与创作陷入了空前的焦虑和心绪的惶惑之中。尽管他依然没有放弃对文学的追求,一方面将笔触伸向变革中的湘西,《长河》即作家观察认识湘西的结果,但这部未尽的长篇,却难以遮掩沈从文创作的式微。另一方面,创作的不理想,并没有使沈从文停顿对文学的思考,反而促使他陷入了对宇宙、自然及生命世界的"抽象的抒情"的遐想之中,探询人生与生命的永恒意义。但是历史并没有给沈从文一个继续展示自己文化理想的舞台,随着中国形势的巨变,沈从文又一次面临着空前的困境和选择。     

浅谈思想政治教育人才的生态文化素养

本文着重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生态文化的内涵和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具备生态文化素养的意义。     

网络时代背景下高职生课外阅读的意义

课外阅读是一种自学的能力,高职生缺少的就是自学的能力,相应地也缺少课外阅读。对高职教育工作者来说,要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从而锻炼与提高高职生的自学能力,使高职生具有获取知识与技能的能力,从而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网络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阅读方式。在网络发达的时代背景下,高职生不仅要进行纸质阅读,还要增强在网络上阅读的自律意识。     

真抓实干: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大法宝

党的十九大召开以后,在全党又重新兴起了一股真抓实干的风潮。真抓实干这一重大法宝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其遵循了马克思经典作家所阐明的实践第一的科学原理,扬弃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的思想,延续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做到真抓实干,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这一重大法宝的作用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首先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继续发展务实的作风;其次要不忘初心、牢记宗旨,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最后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在新时代,把握真抓实干这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大法宝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是应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要义之所在,是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求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