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德国浪漫派

近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强调德国浪漫派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但这种另辟蹊径的阐释在论证上并没有很强的说服力。除了学生时代的短暂邂逅之外，马克思对德国浪漫派一直保持着自觉的批判态度，并自觉清除其思想中可能的浪漫主义要素。他与德国浪漫派在一些观念上的相似性，与其说受到了后者的影响，不如说源于相同的时代问题。他们共同面对这些问题，但分别给出了各自的诊断和处方。鉴于双方在基本方法和基础信念上的根本差异，不能因为这些观念的表面相似就轻率断言马克思受到了德国浪漫派的影响，或者批评他沾染上了浪漫主义的弊病。     

启蒙的合理定位：马克思批判施蒂纳

承接启蒙自古就有的哲学与宗教、理性与启示之间的内在张力，以及谢林所谓探究具体存在的肯定哲学与探究概念、本质的否定哲学之间的张力，马克思立足于特殊与普遍、经验与超越之间的张力结构，对施蒂纳沿着声扬具体存在之论发展为否定普遍、超越维度的唯一者逻辑的做法提出尖锐批评。从理性启蒙与德性启蒙统一、生产力与道德协调一致的角度来看，施蒂纳推进启蒙的方案是极端的，会导致各种虚妄，招致规范性维度、理想性维度的丧失从而招致虚无主义。物质偶像、精神偶像必须祛除，但物质基础和精神理想必须维护。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表明，只有在合理维持特殊与普遍、经验与超越之间张力结构的基础上，才能找到启蒙的合理方向。     

马克思：“李嘉图笔记”与李嘉图难题——《伦敦笔记》中经济学思想实验研究

在"李嘉图笔记"中,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这是揭露资产阶级社会剥削本质的经济学入口。但是,他更关注这一正确的经济学基石为什么会越来越多地缺席于可见的近期经济学表象中。马克思发现,一旦李嘉图讨论资产阶级社会中发生的具体经济活动时,这个劳动价值论就会被悄悄遮蔽起来,商品、货币和资本与劳动本身的关系畸变为不同生产物质要素之间的对象性关系。李嘉图不能理解,资本关系不是物,而是一种支配性的生产关系。他无意间遮蔽了这样一个事实:属于资本家的这些物性对象,本质上都是过去工人劳动的产物。并且,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在新的生产过程中的运作,仍然是由活劳动推动的。这一发现必然使马克思走向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     

生产力为什么是人与自然的历史关系?

过去我们往往简单地将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视为由劳动过程的三要素，即由生产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构成。借助《德意志意识形态》《布鲁塞尔笔记》等文本可以看到，生产力并不是生产者直接使用劳动工具改造自然对象的物性结果，而是在人类改造自然的生产过程中客观形成的综合能力与水平，无法被直观。正是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在对人类主体如何在实践活动中改造自然的现实研究基础上，马克思才形成了独特的生产力哲学范畴，它是人类根据自身目的改造自然的特定能力和水平，不仅从人与自然的实践性关系中而来，更是基于人与自然的有序性与历史性关系。     

机器化生产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与现实——《布鲁塞尔笔记》与《曼彻斯特笔记》研究

在马克思第二次经济学研究中，通过对“机器和制造问题”的专题研究，生产方式问题的思考在机器化生产构序与制造构式的深入构境层面上被打开了，他对将在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启用的物质生产概念，特别是工业生产中的机器化阶段的历史内涵，有了更丰富的理解。在这里，马克思对经济学文献的态度，已经不再仅仅是简单的道德义愤，而更多出一些冷静的客观观察。所以，经济学文献出现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深层次问题，会时时引起他的关注和思考。这些思考，也必然会成为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进行全面批判的历史性参照。     

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自由的进路——从波普尔批判的视角出发

波普尔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对历史规律进行预测的历史主义决定论,这是一种整体主义的社会工程,在其构建过程中,经济主义作为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而作为上层建筑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则被排除在历史视野之外。这样,历史的目的就是通过经济上的解放来实现"实质的自由",而现存世界的"形式的自由"就在历史主义决定论中被遮蔽和忽视。然而波普尔误解了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的历史与自由的关系。马克思并不否认自由主义的形式的自由,他是从"人的全面解放"的意义上理解自由,他认为自由不能停留在形式上,也不能在精神中解决。我们应当从经济的现实出发,在历史的、实践的张力中趋向自由王国,实现"对人的本质的回归"。     

"圣之时者"与历史地思——马克思与儒家在运思方式上的契合

儒家思想有其强烈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感,这是它同马克思主义能够相契合的一个重要缘由。因为马克思所特有的运思方式,就在于在西方哲学史上恢复了对时间性的信赖,开辟了"历史地思"的独特路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运思方式上的一致,才是两者实现其可能之会通的根本前提。因为它从哲学意义上保证了会通双方在元问题(meta)层面上的契合。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特质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特质表达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其他西方政治哲学以及与马克思主义其他领域的界分。它由"建立与共产主义政治行为相适应的正义原则与价值信念"为理论目标、"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公正及其人的解放原理"为研究对象、"实现从政治道德建构论向政治形而上学批判转向"为研究范式和"哲学的现实化与无产阶级消灭自身的统一"为实现方式等所构成。马克思政治哲学特质的明晰,不仅为马克思政治哲学原理的厘清和体系的创建奠定了科学基础,更有利于全面、准确地阐发在人类面临共同危机的全球化时代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特殊意义。     

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的合同效力问题研究

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民事案件主要是民间借贷案件。借款合同与保证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超出了民法的阈限，触及到刑法评价与民法评价的关系这一根本，成了困扰民事审判的一大难题。对此，理论上与实践中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方法论立场，即刑主民附论与刑民分离论。然而，这两种立场都有失偏颇。只有消除立场上的偏颇，才能将合同效力认定纳入正确的轨道。吸收资金不应被认定为违法所得，不应适用追缴或责令退赔。如此，由于追缴与责令退赔的适用所引发的刑民间评价矛盾及其对效力认定造成的干扰，才能被彻底消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是行政犯，合同违法性评价，应以《商业银行法》第11条第二款规定为根据。从规制对象来看，作为准入规制的《商业银行法》第11条，并不意在规制合同行为；依法益权衡而言，认定合同有效也并不阻碍该条规制目的之实现。因此，《商业银行法》第11条并非《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意义上的强制性规定。对该条的违反，不应成为认定合同无效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