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优惠能否激励风险投资：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风险投资支持初创科技型企业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市场失灵,如何进行政策引导成为关键问题。以投资抵扣税收优惠政策(财税〔2017〕38号文)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政策效果。结果显示,投资抵扣税收优惠增加风险投资基金对初创科技型企业的投资,且对有限合伙制基金、投资本地基金、经验丰富基金以及非国有基金的正向作用更大。排除投资价格竞争、新基金设立、新企业创建以及税收套利等替代性解释后,证实投资抵扣税收优惠的影响渠道是提高基金的风险承担。风险投资基金策略更多转向初创科技型企业,说明结构性减税政策具有显著的定向引导效果。以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财税〔2011〕58号文)为对照,检验不同形式税收优惠的影响,发现整体性直接降低风险投资基金企业所得税率造成基金的初创科技型投资和风险承担下降。研究表明,相对于降低企业所得税率,投资抵扣税收优惠更有利于激励风险投资支持创新创业。     

英法德三国收紧外商投资安全审查监管研究

2020年以来英法德都修订了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法规以保护本土优势产业和关键资产,修订内容包括降低监管审查门槛、扩大审查范围以及赋予监管更大权限。三国的监管政策呈现出对外商投资态度越来越保守、在审查改革路径上愈发趋同以及特别警惕中美两国企业的特点。英法德做出这样的修订主要是由于对疫情期间本土优势产业流失感到担忧、面对中国经济科技崛起缺乏自信以及受到美国不良示范的影响。这会迫使中资企业改变投资方式并降低对三国的投资额,而且可能为英法德美联合审查中国投资埋下伏笔。对此,我国政府部门应加快搭建中资海外权益保护法律机制,以便能够适时震慑与反制,并加大同三国合作力度,以阻止其与美国监管审查同步化倾向。同时,中资企业应基于标的公司特点以及三国的发展规划准确评估交易可行性和敏感性,更多的进行绿地投资和财务投资。此外,还应就三国外商投资审查做好预案以尽可能的规避监管滥用风险。     

资源获取与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中国采矿业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研究

基于企业层面数据对中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进行实证分析.使用中国采矿业上市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在计量模型中纳入微观企业特征、东道国特征、中国与东道国的联系三类影响因素,计量结果表明,中国采矿业上市公司在投资决策中更关注的因素是未来从东道国获取矿产资源的潜力,证实了中国采矿业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是从东道国获取资源.与此同时,中国采矿业上市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时还受到其他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采矿业企业未来需要进一步提高投资技巧,保证投资手段的多元化、合理化,加强对投资项目的经营管理能力,加强投资风险意识,规避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收益率,同时努力改善采矿业企业的对外投资环境,提高未来采矿业企业与东道国投资合作的成功率.国家应加强对外经贸合作,充分挖掘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潜力,并在政策激励和制度安排上提供必要支持,促进和优化中国采矿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基础设施投资是否还能促进经济增长?——基于1994～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1994～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不同增长阶段中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多种检验结果表明,总体上基础设施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倒U型"特征。具体表现为,1994～1999年间,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但较弱的促进作用;2000～2011年间,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2012年以后,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已经不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分地区和分类别的基础设施投资也都体现出这一阶段性特征。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效应的大幅度下降,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由于基础设施投资形成实际基础设施的能力降低,而且基础设施的直接产出近年来开始下降;二是投资形成固定资本形成的比率显著降低,大量投资不能形成有效的社会需求;三是基础设施投资主要依靠政府的直接投入或大量补助,对民间投资存在挤出效应,基础设施投资比重较大增加了全社会的资本错配程度。基于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了进一步提升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

为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适应结构转型时期深刻变革的国内经济,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调控政策,以稳定经济发展,提振市场主体活力。然而频繁调控并未遏制企业投资持续下滑的趋势,金融摩擦仍有待进一步缓解。基于这一背景,首先建立理论模型,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的关系,并利用2009—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季度数据,实证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水平和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较高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直接渠道和间接渠道导致企业投资水平下降,其影响机制主要包括企业跨期投资决策变化的直接效应和企业融资约束加剧的间接效应。此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异质性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投资过度企业和投资不足企业非效率投资所产生的不同效应。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投资水平——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代理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以企业社会责任增加企业的投资能力和提升管理层投资意愿两方面为切入点，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深入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于企业投资的动态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投资水平。在对样本企业划分生命周期后发现，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够显著增加企业投资，然而社会责任对企业投资的促进作用在衰退期企业中并不明显。     

政府补偿下基于私人公平偏好的PPP项目投资决策分析

针对PPP （Private-Public Partnership）项目收益的不确定性，引入政府补偿契约问题。考虑私人投资者对政府补偿存在公平偏好倾向，借鉴BO模型的思想，将私人投资要求的特许收益作为其公平参考点，并通过对FS模型加以改进，构建私人公平偏好效用函数，从而给出私人在政府补偿下的投资决策模型。通过模型求最优解和概率分析，探讨私人公平偏好对其最优投资决策的影响，并借助数值分析给予检验。结果表明:当政府补偿使私人感知有利不公平时，私人将选择期望效用最大的最优投资，并随其感知程度的增加而增加；而当政府补偿使私人感知不利不公平时，私人最优投资及可能性将在有限公平偏好内随其感知程度的增加而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