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的历史教育

辛亥革命准备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活动家以及一大批富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为教育民众、唤起民众、发动民众,挽救民族危亡,纷纷运用史学这一有力武器,以革命“排满”、反帝爱国为宗旨,以大量的历史事实为例证,大力宣传民族革命主张,大力宣传反帝爱国思想。这种对国民广泛进行的历史教育,为开启民智、鼓舞民气,促进民主革命思潮的广泛传播,为中华民族的觉醒发挥了重要作用。     

辛亥革命前后革命派人士“民族主义”重探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提倡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十分偏狭的种族主义,其认识水平没有超过朱元璋和洪秀全农民起义军的认识高度。它把革命的矛头指向了国内的另一民族,却忽视了中华民族与东西方侵略者的矛盾。它把国人的视线引向国内民族间的政权角逐,偏离了整个中华民族民主富强的奋斗目标。因此,它在理论与实践上对中国社会的进步都是有害的。     

梁启超的国家主义思想与晚清的中国认同问题

晚清时期,由于现实的危机和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输入,清王朝的合法性危机再次爆发。梁启超戊戌维新后一度在是否采取民族主义立场的问题上动摇不定,1903年访美归来后,他接受了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在革命排满思潮风起后,梁启超与革命派展开激烈论战,他将革命派的汉民族主义称为小民族主义,而将自己的合中国境内诸民族的民族主义称为大民族主义。实际上,梁启超这种大民族主义不过是由于西方民族主义理论本身的偏颇而采用的一种修辞,其实质是＂国家主义＂。中华民国这一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建立表明国家主义的认同模式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更好选择。     

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不平等条约——基于孙中山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探讨

民族主义概念的出现要早于不平等条约,孙中山早期的民族主义可以用"革命排满"来概括,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虽然该口号很大程度上具有狭隘民族主义的成份,但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动员效果,并引导了辛亥革命顺利进行。"五四"以后,孙中山力图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并致力于为其民族主义注入新的内容,以图在中国寻找到一个可以广泛动员民众的口号,不平等条约概念应时而出。当三民主义被解释为是为了打倒不平等这一层面,而民族主义专是"对外打不平",废除不平等条约与民族主义的结合就水到渠成了。苏俄与早期中共在促进孙中山将不平等条约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过程中亦是一个重要因素。苏俄将民族自由与废除不平等条约相结合的宣言无疑给孙中山以启迪。孙与苏俄的合作所求的不仅是外交,而是舆论和人心,争取的是寄予苏俄无限希望的国人。     

革命派与改良派关于"黄帝子孙"称谓的歧争

改良派认为“黄帝子孙”是包括满族人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代名词 ,革命派认为“黄帝子孙”是汉族人的同义语 ,这是双方民族观念和政治主张的差异造成的 ,其实质是要不要进行排满反清革命。改良派对“黄帝子孙”称谓的认识比革命派更符合历史实际 ,但革命派倡导的反清革命却比改良派主张的君主立宪更顺应时代需要 ,故而革命派在歧争中占据了上风。这场歧争促进了反清革命的胜利 ,同时也使“黄帝子孙”称谓发生短暂错位。辛亥革命后 ,革命派放弃了对“黄帝子孙”称谓的错误认识 ,使其重新成为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的代称。     

浅析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观——排满思潮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知识分子是这场历史巨变的主导力量。然而,资产阶级革命派掀起的排满思潮具有一定的狭隘性。本文主要探析的是排满思潮的内容及其本质,它在政治方面的意义以及它产生的社会根源。     

湖南排满革命思潮的演进、特色及价值

相比较而言 ,在满族入主中原之初 ,湖南的满汉民族矛盾在全国各行省中并不十分突出。但湖南排满革命思潮却在二十世纪初表现得异常强烈炽热 ,其思想鲜明、系统而又深刻、尖锐 ,在同时被激起并弥漫全国的排满情绪中卓立潮头。更为重要的是 ,这股排满思潮迅速演进成革命巨浪 ,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民族民主革命 ,可说是革命逐浪高。虽然革命的性质、对象与内容多有变化 ,但由排满革命引发的浪潮汹涌的人民革命构成 2 0世纪初湖南乃至中国历史的主体内容 ,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 ,通过与全国排满革命思潮的对比考察 ,来梳理…     

带鱼

带鱼的话题,对于老北京人而言,可以说并不陌生。六七十年代凭副食本定量供应带鱼,排队买带鱼的情景,50岁以上的人都会印象深刻。1969年春节前夕,凭本供应的带鱼到货了。刹那间,德外叫大云店的国营副食品商店门前,顷刻就排满了乌压压的人群。刚见几个人提着银白耀眼的带鱼从人群里挤出来,就听见队前有人喊：＂怎么加塞儿啊？＂     

清末排满浪潮下汉族官僚与革命党关系述论

清末,革命党人宣传革命排满,汉族官僚对此并不认同。汉族官僚视革命党为逆党,革命党则骂汉族官僚是汉奸;汉族官僚欲以立宪扑灭革命,革命党要通过暗杀和起义来阻止立宪。但是双方都对满洲贵族的专权不满,这一共同点为以后二者的联合提供了可能。排满浪潮下深感自危的满族贵族一步步推行排汉政策,汉族官僚的离心力逐渐增强,汉族官僚与革命党的关系也由对立逐渐走向联合。     

民族主义与晚清民族国家认同——以梁启超为中心的考察

晚清从西方传来的民族主义造成了民族国家认同的危机。革命派强调民族的血统,从单民族国家理论出发,提倡种族式的排满。保皇党人则重视民族的文化认同,鼓吹包容满汉的大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梁启超是民族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有力推动者,其态度几次转变,反映了晚清时期一代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认同的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