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史学的引入与中国史家的话语权焦虑——一个当代学术史的考察

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史学经历了三次转型,多种"新史学"次第登场,旧传统崩塌,新传统难以确立,以致当前的中国史学在理念、结构、范式、知识体系、研究方式乃至表述形式等方面,均打上了深重的外来印记。中国史家越来越离不开欧美史学的模式及启发,同时也感受到越来越难以承受的文化压力,由此引发"中学"和"西学"、传统和现代、政治和学术、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的多重博弈。为了走出困局,中国史家纷纷设想以多种方式构建自己的史学话语体系,冲破欧美史学的笼罩。然则要在当今学术全球化的时代实现这一目标,不仅不得不继续借用来自欧美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而且还必须取得能为欧美史学界所认可的研究成果。这一悖论无疑进一步加重了中国史家的话语权焦虑。     

跨学科的前景及其深层推进——读《梁启超与中国近现代史学:以跨学科为中心的分析》

在亦旧亦新的20世纪中国,梁启超是个光辉灿烂的大人物。尤其是就中国现代史学来说,"他不但是传统史学的终结者,更是现代史学的开创者。……梁氏不只是某一流派或学科的先驱,而是整个现代史学的始祖和领航者。"但长期以来,关于其史学精神的精髓,学者们一直争论不休。近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早期开展:以清华学人为中心——兼论新史学的权势网络及治史形态

罗家伦、蒋廷黻在留美时代就已初步形成"科学的史学"的基本观念,回国后分别在东南大学和南开大学通过中国近代史研究来推动"新史学"在中国扎根和成长;二人聚首清华联手缔造新史学的策源地。蒋廷黻在其任内正式建成了世界级史学团队,这一团队不仅完成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学术成果,而且以一批实力派学人,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中后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进展。在此进程中,其学术形态也经历了繁覆的嬗变。此学术共同体的演进是中国近代史学科成长的典型缩影,亦高度浓缩了同期中国政治文化生态的蜕变。     

《史学月刊》与新中国“十七年”史学典范之构建

在新中国"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典范的构建中,《史学月刊》具有重要地位。1951年1月,《新史学通讯》创刊,创刊后的最初阶段关注中小学历史教育,贯彻唯物史观,明确历史教育目的,宣扬爱国主义,介绍历史教学经验,为历史教学答疑解惑,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历史教育体系的建立,贡献良多;同时,又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讨论与建构。1957年《新史学通讯》更名为《史学月刊》后,加强学术性与专业性的转向,引领历史人物与历史评价、农民起义、历史主义等重要理论问题的大讨论,对于新中国史学典范的构建与史学人才的培养,均卓具建树。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简介

王学典、陈峰著《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该书以百年来中国史学中以史撰为传统的“新史学”和以史考为传统的“新汉学”的斗争和轮回为主线．主要立足于这一时段各派史学家对史学内涵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造成的理念、方法、门径上的分歧，进而就这种差异对史学建设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加以考量评估。     

中国近代法律史学产生的社会背景析论

20世纪之初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新旧更替加快、中外交流频繁的时期.剧变的社会环境对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为中国近代法律史学的产生提供了际遇.危亡时局激发了符合时代潮流的新史学出现,而新的史学研究视野及理论则直接导致了法律史学的产生.清末的法律改革则加快了近代中国法律史学产生的步伐.此外,西方法律史学的引进与传播则给中国法律史学科的创立提供了依据.     

20世纪“新史学”流派对史书体裁的综合创造

"新史学派"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三大史学流派之一。在中西文化交融的时代背景下,"新史学"派史家梁启超、萧一山、张荫麟、吕思勉等人继承、发扬中国传统史学勇于进行体裁创新的优良传统,充分吸收中西史书体裁之长,不仅提出许多卓有见识的编纂主张,而且进行大胆地史学实践,创造出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综合体裁,对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二、寓传统体裁的精华于近代章节体之中;三、纪事本末体与典志体的大胆糅合。这不仅说明近代以来史书体裁的发展趋向多元和综合,而且也证明中国传统史书体裁与近代西方新史体之间存在共通性,其精华符合于近代史学的要求。     

民国时期中国艺术史分期思想的考察与反思

民国时期是中国艺术史的现代转型期,这一时期的艺术史学者都有着自觉的艺术史分期意识。艺术史分期是艺术史学者在安排阐释要素时须加以虑及的一种逻辑结果,这种分期的标准并非是客观存在的,每个研究者都有一种从自身理解艺术史而建立的分期标准。民国时期艺术史分期主要有历史学模式、形式主义模式、社会学模式、生物进化模式、唯物史观模式等五种模式,每种模式各有其特点。这些模式是西方新史学与中国传统画史不断融合的成果。艺术史分期具有模糊性、相对性和多样性,提倡从艺术史和社会史结合的角度来思考分期的标准,是对民国时期艺术史分期进一步探讨和反思的结果。     

晚清史学风气之转移与结胎

具有"百学之本"的史学,一直是中国学术的重镇.这一重镇在晚清时代,因为西方学术思潮的冲激、新的治学方式的初步输入,开始在古典史学领域出现新的学术趋向.传统的乾嘉考据学虽然在学者中有不在主流的继承、发挥,但遭受的批评比较直接也很尖锐;提倡民史、新史学,组织史学会,创办新学术杂志,倡导史学理论即所谓"史科"、史学方法,成为晚清史学的新风气、新思潮,这就为民国史学的发展奠定了新的学术基础.     

趋新反人旧:傅斯年、史语所与西方史学潮流

20世纪前期的世界史学正处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前夜.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危机四起,针锋相对的批评质疑之声遍布欧美各国,新史学的崛起已不可遏制.达到巅峰的欧洲汉学也非语文考据派一枝独秀,同样孕育着变革的因素.法国汉学内部分化出以葛兰言为首的社会学派,主张社会科学化的美国中国学也正处在上升时期.成立于1928年、由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虽苦心孤诣孜孜以求接轨国际新潮,却误引兰克史学为同道,追步欧洲汉学,阴差阳错地融入西方传统史学之末流.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些许影响也未能使傅斯年摆脱兰克史学的支配.当时学术界努力趋新求变,但时新史学与兰克史学的学术时差缺乏明确意识.傅斯年及史语所受此制约,面对西方史学的新旧潮流取舍失当,以致走上一条与现代学术趋向逆行的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