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影响的时变特征研究——基于SUR和TVPSS模型的实证检验

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文章利用中国1998—2017年的年度数据,构建似不相关回归模型从金融结构规模、效率及深化的角度分析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影响,建立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描绘了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动态冲击.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结构规模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促进了产业结构高级化;金融结构效率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抑制了产业结构高级化;金融结构深化降低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促进了产业结构高级化.金融结构规模、金融结构效率及金融结构深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冲击均呈现出时变特征;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滞后于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冲击波幅呈现出前期波动大、后期较为平缓的状态,部分金融结构变量对产业结构的动态冲击呈现出"长尾"现象.当前的中国金融结构已经不适合当前的产业结构,需调整金融结构,以提升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和高级化水平.     

税收优惠能否激励风险投资：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风险投资支持初创科技型企业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市场失灵,如何进行政策引导成为关键问题。以投资抵扣税收优惠政策(财税〔2017〕38号文)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政策效果。结果显示,投资抵扣税收优惠增加风险投资基金对初创科技型企业的投资,且对有限合伙制基金、投资本地基金、经验丰富基金以及非国有基金的正向作用更大。排除投资价格竞争、新基金设立、新企业创建以及税收套利等替代性解释后,证实投资抵扣税收优惠的影响渠道是提高基金的风险承担。风险投资基金策略更多转向初创科技型企业,说明结构性减税政策具有显著的定向引导效果。以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财税〔2011〕58号文)为对照,检验不同形式税收优惠的影响,发现整体性直接降低风险投资基金企业所得税率造成基金的初创科技型投资和风险承担下降。研究表明,相对于降低企业所得税率,投资抵扣税收优惠更有利于激励风险投资支持创新创业。     

困境与超越：扶贫工作的政治学分析

扶贫开发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有着丰富的政治意涵，展示着执政党执政、政府治理的基本过程和价值归属。中国的扶贫工作带有着明显的运动式、项目制、压力型的色彩，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也有着走向无序化、无效化的风险。以现代国家建设和政党建设的基本理念，构筑多中心的贫困治理格局，建立现代化的扶贫开发的制度体系，走向法治化、制度化、民主化、规范化是扶贫开发的治本之策。     

习近平用典(为政篇)

审度时宜,虑定而动,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等文中引用■解读在谈到改革时,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胸有谋略、动有章法,要打破不合时宜的思维定势。思维定势的形成,或是由于个人立场、地位、利益,或是由于工作格局、权限、机制。习近平同志还经常强调,形势是会发展变化的,我们的工作需要不断适应新的要求。如果用老办法来解决新问题,难免会碰钉子。形势变化了,任务升级了,如果还是完全顺着既有的思维定势来行事,可能就觉得不需要改革,或者不积极去推动改革,就可能误事。     

论道德适应的衍化逻辑

道德适应是一种道德流动的过程，其逻辑起点是我们对新的道德环境的需要与价值认同，是他者世界与道德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道德适应的逻辑可能主要是从道德适应的形式之维与实质规定两方面加以展开，道德适应的形式主要细分为道德传播与道德涵化；道德适应的逻辑衍化以融合和分离的状态显现，最终分化为道德认同、道德学习、道德实践、道德内化四个阶段。     

同盟政治中的“牵连”风险及规避

"牵连"风险是同盟政治的特有现象,会使结盟国家付出高昂的代价并损害其国家利益,但它并非不可避免,而是可以通过采取一些措施来加以管控和规避。现有文献提出了两种相互竞争的理论,即"纠缠"理论和"行动自由"理论,来对同盟政治中的"牵连"风险问题进行解释。本文将首先对"牵连"及与之相关的另一个概念"纠缠"进行定义和厘清;然后分别论述"纠缠"理论和"行动自由"理论,对其进行比较并指出其不足;最后以美韩军事同盟为案例进行理论验证。本文认为,同盟中强势的一方更为担忧受牵连,弱势的一方更为担心被抛弃,规避"牵连"风险的措施对它们在效果上也存在差异。探讨同盟政治中的"牵连"风险问题,对于理解同盟政治和大国结盟外交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对当代社会思潮认识及对策研究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对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的报告中指出,当前我们的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要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社会思潮作为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一部分,对于思想文化建设有重大意义。基于此,文章主要是对社会思潮全面认识,围绕社会思潮定义、特征以及社会思潮产生的利弊,重点在于新时代如何应对社会思潮带来不利影响。全面认识社会思潮对于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具有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