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未录作品考述

中古时代所称赏的作品,有许多《文选》未录,此处选取《文心雕龙》、《世说新语》、《诗品》所提名所称赏而《文选》未录者,以及曹丕、傅玄、挚虞《文章流别论》、诸史书、《文镜秘府论》所提名所称赏而《文选》未录者,进行分析,并究其原因。     

浅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服饰中的性别转换现象

服饰是性别区分的重要标志,这是男女生理差别所致,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古代中国,"男女不通衣裳"是儒家重要的服饰观念,并为历朝历代所遵守.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人们所穿用的服饰有时会突破性别的界线产生性别转换.文章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服饰中的性别转换现象进行分析和讨论,并试图探讨时人对服饰性别转换现象的态度.     

“传移模写”的思想实质

“传移模写”与刘绍祖没有必然的联系.对刘绍祖而言,“移画”仅仅表示他有能够超出一般画家的精密细致的描写能力.“传移模写”和临摹没有联系.“传移模写”以自然为粉本,“传移”强调创造性,“模写”强调细致的描写.张彦远提出“传移模写,画之末事”应当在他所提及的语境中去理解,从张彦远批评当代艺术家绘画只顾及形似、色彩,而失其笔法,没有气韵以及艺术家轻率的创作态度看,“末事”不是小事,而是大事,它与“经营位置,画之总要”一样,处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传移模写”要求绘画应该包含形、色、笔法,甚至气韵,它是对画家提出的高标准.张彦远和谢赫都对他这种画风提出了批评.     

读中国书——《京报副刊》“青年必读书十部”征求书目分析

1925年初,《京报副刊》举行了一次征求“青年必读书“的活动,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参与的学者之众,推荐的书目之多,远非一般性个人荐书所能比拟,它包含着大量的历史信息作为一种社会的要求,“读中国书”表现出不同的取向;时人著述的影响明显上升,“中国书”不再是个笼统的概念。这次书目征求活动,对于认识当时的思想、学术和社会,有重要意义。     

唐诗中的花卉新变与时人心态

唐代安定富庶的经济环境、昂扬蓬勃的精神追求和竞尚声色的享乐态度推动了花卉的发展进程,唐诗中出现大量反映花卉新变的诗作,着力表现了传统花卉竞香斗艳、新兴花卉昌茂繁荣、外来花卉声名鹊起、牡丹风潮席卷全国的盛况。唐诗中的花卉书写亦真实地还原了唐代的社会生活与时人心态,统治者赏花逐异与游幸娱乐日重,新贵族慕上习气与竞奢攀比成风,士大夫醉心于园林雅趣与花木娱情,方外人着力于寺观美化与心性修行。作为潮流观察者的唐代诗人们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切,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呈现于诗作之中,丰润了唐代诗歌的特殊风貌。     

两个不同的张生

历来文学史总把张生当作一个"始乱终弃"的道德败坏者来加以申斥.而事实上这并不符合元稹创作的本意.在小说中,张生是一个"善补过"的被时人肯定认同的正面形象,甚至连被他抛弃的莺莺也体谅其负心行为,认为"固其宜也"那么就出现了古今两个不同的张生.而造成这种反差的原因主要是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从《国语》看春秋时人的语言观

《国语》是研究春秋社会文化的一部重要文献,其中包含大量的反映春秋时人言语活动及语言观的材料。通过对这些材料的梳理、分析与归纳可以看出,春秋时人的语言观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言语在社会文化中重要地位的强调,立言是贵族大夫实现其生命价值的重要手段,言语决定贵族大夫政谏、外交专对等政治活动的效果;二是对言语伦理规范的总结,如无远、忠、敬、信、仁、智、教、孝、惠、让、顺、义利统一、勇有所制等。这些伦理规范是春秋贵族文化的表征,是其君子人格的形象体现。     

清末时人自动赴义的道德救世情怀

在清末道德救世思潮中,部分时人视死节、无畏、献身等自动赴义为特殊道德救世途径。死节主要体现封建官吏在对外战争失败和在政治变革过程中所表现的忠君爱国;无畏则展示为有志于救世者视救亡图存为己任,勇破生死关,不顾身家而为之的忠君爱国与抑君爱国相结合;而献身则凸现为“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促进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思想勃兴的叛君爱国。此类自动赴义体现了浓厚的道德救世情怀。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