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晦、周扬与文学理论教材建设——胡经之先生访谈录

在举办北大文学理论研究班的过程中,苏联专家向中国的大学教师传授了意识形态、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强调了文学的党性、阶级性、思想性、人民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一些文学技巧,促进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和发展,但也有脱离文学实践的局限;<文学概论>吸取了当时的学术成果,把理论奠基在认识论上,强调文学与政治、社会、阶级的联系,但它把反映论等同于认识论,排斥了体验、情感和理想,还过于政治化,缺乏对文学审美的把握,这些局限有人为的原因,也有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杨晦提出的关于文学与社会关系的观点很有价值,他也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和文学批评做出了贡献;用扬亲自在北大开设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讲座,支持学生编写<毛泽东文艺思想概论>,增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他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同时认识到审美的重要性.     

古代明君的驭臣之道对构建现代激励机制的鉴示

<正>在中国古代,凡是盛世,必有明君贤臣。明君之所以英明,就是因为他们成功地集聚和驾驭了那些贤臣,使之为其出谋划策、攻城略地。而贤臣之所以尽心尽力地辅佐明君开创不世伟业,就在于明君知人善任、驭臣有道,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臣属的积极性并服务于其专制统治。"组织成员的能力不能直接决定其对组织的价值,其能力的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感受到的激励程度的高低"(余兴安:《激励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审视古今中外,如何     

传体文的文章学传统与近代传记文学的分殊

由于清末民初西洋传记文学的传入和译介，传统传体文的文章学传统获得了新的审视和评估。从写作技巧来看，崇尚以史识拣择材料的“尚简”原则为史料的全面占有所取代，“史赞”风格演化为减少主观判断的观察者视角；在语言文字方面，传记古文的“义法”难以适应新思想新观念的表达，“活传记”在欧化语体文的基础上尝试树立白话传记的典范；在西洋自传文学的比附下，为生人作传的风气颠覆了传统史法的正则；传统传体文对文学趣味的追求，让步于历史的真实，新传记文学也由此确立了学科归属和在文史之间的坐标系。     

迥异识人与用人之道

唐太宗李世民与明太祖朱元璋有着不同的认识、用人之道。他们的政绩也说明了不同的识人、用人之道产生的不同效果。一、朱元璋用人之道始焉必以微事可信者言于人主,以探其浅深;人主苟信之,彼他日复有言,必以为其尝言者可信,将不复审察,谗佞者因得肆志,而妨贤病国,无所不至。朱元璋曾经说过:"夫小人之为谗佞也,其设心机巧,渐渍而入。"这番话,虽寥寥数语,却为谗佞者画出     

“春秋笔法”与《红楼梦》审美接受

措词用语以简约、隐晦为尚的“春秋笔法”,赋予文本以巨大的阐释空间,其“微言大义”的话语解读模式及其意义建构方式,为文本阐释打开了一条通向无穷生命力的门径。《红楼梦》之所以能焕发出持久不息的艺术魅力,就与它对“春秋笔法”的娴熟运用密切相关,是“春秋笔法”造就了《红楼梦》文本的开放性。正因尚简用晦的“春秋笔法”为读者的审美创造提供了自由,所以这便导致了《红楼梦》接受过程中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主题阐释的多元性和某些人物性格解读的争议性。至于红学史上索隐派的长盛不衰,也与深婉隐曲的“春秋笔法”不无关系。     

孤傲风雅:大唐望族萧氏长盛的密码

<正>据《独异志》记载,唐太宗曾于宫中设宴招待大臣,说:"谁认为自己是座中最尊贵的客人,谁就先喝酒。"当时,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宰相房玄龄等相互看了看,都没有说话,而座中有一人却立即伸手端起了酒杯。唐太宗便问道:"你有什么理由吗?"此人答道:"臣是梁朝天子儿、隋朝皇后弟、尚书左仆射、天子亲家翁。"唐太宗听罢,拊掌大笑,群臣也极欢而罢。说话的这个人就是唐高祖、唐太宗时的宰相萧。唐代共有369位宰相,而五次     

主客观因素驱动下译者的创造性叛逆——马君武、苏曼殊《哀希腊》译本对比分析

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从而产生对原作的叛逆。这种创造性叛逆受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双重制约。马君武与苏曼殊翻译的《哀希腊》风格各异,但都与原著有不同程度的背离。本文在对比两译本的基础上,试探究造成这种叛逆的主客观因素。     

晦节、中和节及春龙节的源流演变

从我国历史上的"晦节"、"中和节"和"春龙节"等三个传统节日源流演变看,这几个节日之间既有内在联系也有其区别,深入研究"中和节"和"二月二春龙节"的来龙去脉,可认识蕴含在这几个传统节日文化中"风俗时有变,中和节惟新"的演变规律,同时也为我们传承和发展这两个"中国传统节日"提供理论指导。     

初唐史家叙事观念的建构

刘知己在<史通·叙事篇>中提出了"尚简"、"用晦"和"妄饰"三大原则,这三大原则不仅对于史学叙事有指导性意义,同时也包含着丰富的文学理论观念.本文就针对刘知已的叙事三大原则进行探讨,以期明了初唐史家对于叙事观念的探索与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