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利而和，则谓之义”:康有为义利观的新发明——兼与朱熹之比较

康有为解《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融合了朱熹注的全部内容，同时又不满于朱熹注把君子、小人解为“以德言”,补充了刘宝楠注所谓“君子、小人以位言”的说法，将社会上层官员与下层百姓在义利上的不同道德要求区别开来。与朱熹一样，康有为反对“利心”,推崇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反对上层官员为自己谋取私利；同时又不同于朱熹所谓“不求利而自无不利”,他发挥《易传》“利者义之和”而讲“取利而和，则谓之义”,对“取利”有更多的肯定，并且重视外在的事功，批评宋儒“轻鄙功利”,从而展现了朱熹之后儒家义利观之复杂变化。     

何种“道”？谁之“统”？——儒家道统说的建构与变迁

道统，就是按照某种认定的“道”为原则而甄选出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并依某种顺序编排成一个谱系。道统说并非古已有之，唐宋以后则颇为兴盛。但究竟何为道统之“道”，则各家的界定均有不同，或偏于外在的规则，或偏于内在的本心，或诉诸社会的道德实践，或究心于空灵玄妙的内圣工夫。由此建构起来的“统”，也不尽相同，有此家认定的人物，他家予以否认者，反之亦然。倡导儒家的道统说，有必要辨明所要弘扬者是何种道，所要传承者是谁之统。     

朱熹和孟子解读舜之“怨慕”的不同逻辑

对于舜之“怨慕”,朱熹作出了不同于孟子的解读。这是基于心学、理学内在逻辑的不同。孟子作为私学之儒,和孔子一样,是主张士君子的阳刚人格的,并且从性向善的人性论出发,协调义与利、公与私的关系,而以君臣父子关系都属对待关系;依此,将舜之“怨慕”解读为舜对父母的既怨又慕。朱熹则作为官学之儒,以所谓“气质之性”协调理学先驱荀子的性向恶论,以二歧化思维把天地之性、天理绝对化,以公去私,视君臣父子关系则为下对上的绝对服从关系;依此解读,舜之“怨”只能是自怨。     

理学视域中的朱熹诗论及诗教价值取向

《诗集传》之外,朱熹还通过对历代重要诗人的评论来建立自己丰富的诗教理论.其诗论针对南宋诗坛混乱局面而发,有明显的道学色彩和复古倾向,客观上推动了诗学教育,并对诗教的价值取向和方法论有一定指导意义.     

朱熹“祝告先圣”及其诠释学意蕴

朱熹“祝告先圣”的礼仪实践，为理解儒者的精神生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本”。要诠释这一“文本”的深层意涵，应呈现其结构要素，聚焦于揭示礼仪实践中的意义经验。“祝告先圣”这一礼仪行为，涉及朱熹的三个基本信念：祭祀、祈祷与先圣。朱熹相信，祭祀是与祭祀对象的真实“感通”，祈祷是安顿自身情感并“悔过迁善”的精神活动，先圣则是道学事业的神圣“原型”。“祝告先圣”是朱熹遭遇“先圣之灵”的当下时刻，会在对自身的反省和观照中实现生命的超越和转化，具有深刻的精神性意涵。朱熹“先圣祝文”中充满敬畏、谦卑和懊悔的语词，正是这种精神活动的外化表达。因而，对朱熹来说，先圣作为“道”的象征，成为“神圣”介入其生活的基本方式。从思想与生活交织互动的角度对这一“文本”的分析，可以为如何更深入探究儒家传统的精神特质及其落实，提供视角上的有益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