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唐诗选本中“以盛唐为楷式”之现象研究

明初林鸿论诗首倡以盛唐为"楷式"。后高棅将这种主张引入唐诗编选中,标示了明代唐诗选本发展的基本方向。虽然曾一度有选家反对这种"楷式",而竞相为选。但是,选本中"以盛唐为楷式"毕竟是当时的主流趋势。之所以出现这种选诗倾向,则同明代复古派论家基于文章与时高下的论调而建构起来的唐代诗歌史有密切关系。这种楷式最终确立于嘉靖中,并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两种具体特征:即以"李杜"为中心的极则楷式与以初、盛唐名家为中心的名家楷式。其"以盛唐为楷式"的终极目的则在于:径直接续盛唐诗歌成就,续写一种经典诗歌史。     

李攀龙的文坛盟主意识与嘉万时期的文风演化考论

李攀龙具有强烈的盟主意识,主要体现于吸引聚集追随者、树立个人权威、组建文学社团、重申并传播"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的文学主张等层面。李攀龙盟主意识的形成有多方面原因,既有个人因素作为内在动力,亦有时代因素提供外部机遇。这既是其盟主意识的重要表征,也是促使嘉靖至万历年间文风与诗风,由多元并存向古文宗先秦两汉,诗歌法汉魏、盛唐演化的重要因素。     

一面文学复古运动的帅旗——评明代李攀龙《唐诗选》

李攀龙的<唐诗选>,在明代多达二百多种的唐诗选本中是影响最大的.     

关于“金瓶梅”作者问题的重新思考

＂金瓶梅＂作者为何署名为＂兰陵笑笑生＂？本文从作品所反映的方言、阅历、生活环境、文化氛围、创作时间、笔力及＂金瓶梅＂稿本的流传经过等方面考证，认为＂金瓶梅＂的作者应为明＂后七子＂领袖李攀龙。     

明代古乐府要略

作为诗文复古运动的一部分,明代古乐府创作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特色,其中以李东阳、李梦阳和李攀龙三人的创作最具代表力.李东阳古乐府句律以"三三七"为主,与后来李梦阳等大倡"真诗乃在民间"稍有不同,其创作使咏史乐府一体在古代乐府创作史中占据一重要地位.李梦阳古乐府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其"尺寸古法",继专注于咏史的西涯拟古乐府之后,在古题新创、自创新题、综合古乐府之题义、继承古乐府之句法等多个层面丰富了古乐府创作."临摹帖"、"影响剽贼"、"止规字句"等,实则是李攀龙主观设定的古乐府创作追求,其主要方法是摹仿古辞之程式和运用程式拟写.与宋元古乐府创作同当时礼乐文化建设存在或隐或显的内在关联不同,明代古乐府主要是在文人案头诗歌创作实践和文学理论层面展开的,更多地体现了明代文人在文本和诗学层面复兴古乐府的努力.这可能也正是明代文学复古运动最为重要的特性.     

李攀龙《古今诗删》删诗标准与其理论主张的偏离

李攀龙编选的《古今诗删》,历来都因其反映了复古派“古体尊汉魏,近体宗盛唐”的诗学主张而受到重视,但在文学上还经常会看到理论与实践之间出现差异的现象。作为复古派以口号相号召的推尊汉魏盛唐,从某种程度上说,就与《古今诗删》的具体选诗情况不完全相符。从他对汉魏六朝诗的选取来看,李攀龙并未以自己的理论主张做预先的价值判断,而是表现出一种比较宽泛的诗学取向。     

李攀龙、王世贞复古文风在朝鲜朝文坛的传播与影响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朝鲜朝文人在中朝外交使节交流的过程中认识到李攀龙、王世贞在中国文坛的声名及其复古文学思想,并开始购买这二人的著作.其后,在朝鲜朝社会普遍存在的"慕华"思想,与由此衍生出的"同文""并世"意识,以及朝鲜文坛学习"秦汉古文"风尚的推动下,李攀龙、王世贞的复古理念在朝鲜朝文坛得以广泛传播.这不仅引起了散文创作风格向"艰涩""奇僻"的转变,也促成了"秦汉古文"在散文学习范式与散文选集领域经典地位的确立.     

李攀龙诗歌意象研究——以"风尘"意象为中心

明代李攀龙诗追求格高调古,配合这一诗风,他善于选择具有历史厚重感和空间辽阔感的古雅意象造境;同时,其诗歌中还常出现微末不名的“风尘”意象。通过对李诗意象群类的比较,以及对李诗使用“风尘”意象不同义项的分析,我们认为,李诗的“风尘”意象是具有时代文化底蕴的意象。     

对李攀龙“唐无五言古诗”的再思考

"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陈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弗取也",这是明代复古诗派的代表人物李攀龙的著名论断,论者往往据此认为唐代的"五言古诗"是不同于汉魏"五言古诗"的新诗体。并且认为李攀龙不选录陈子昂《感遇》诗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带有唐调,不能称之为"古诗"。笔者认为,这其实是对李攀龙的误解。李攀龙这个判断并不是从体裁上立论,而是就"风格"上说,唐代的五言古诗与汉魏的五言古诗在风格上有所不同;而陈子昂却把带有唐人风格的古诗等同于汉魏风格的古诗,这种说法是李攀龙不能接受的。通过对李攀龙这个判断的辨证,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辨体的认识上向着更为细致的方向发展了。     

李攀龙“视古修辞,宁失诸理”说的历史解读——兼论七子派的散文文体观念

"视古修辞,宁失诸理"说是彰显七子派散文文体观念的重要话语,但后人对其解读分歧较多,褒贬不一。本文认为它的真实历史含义为:"散文创作以重视修辞形式美为先,可以忽视文章的说理功能",体现出七子派"重文轻理"的文艺观。但它主要反映七子派的叙事散文文体观念,并不涵盖他们对说理散文文体功能的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