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蒙古、突厥之图腾崇拜——兼与那木吉拉商榷

2004年夏季,名为《狼图腾》的小说宣称:“蒙古民族是世界上最虔诚信奉狼图腾的游牧民族。”此后,不断有专家、学者重弹这样的论调,极力鼓吹“狼的精神”。其实,蒙古先民是以“鹿”为图腾,“狼”并不是蒙古民族的图腾。况且,各民族的图腾并不代表该民族的性格和强弱。大量的民族学资料表明,图腾崇拜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先民们用来作图腾的往往是最卑微的动物。图腾乃是氏族、婚姻集团的标志,它首先是每个氏族把自己和其他氏族区分开来的符号。     

文采风流今尚存——曹雪芹氏族文化研究提纲

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40周年，应当对这位特立独出的中国伟大小说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作出新的审视和理解。本文认为，曹雪芹的文学成就并非个人的才华所至，而是一种氏族文化特色的丰厚积累的高层造诣。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提出应从氏族文化的角度纵观弘览，方能认识曹雪芹的才华、造诣是一种三千年的中华文化珍贵积累；若将他“孤立”起来，把《红楼梦》视为一个“个体”的一时的偶然的文艺产物，必致失于肤浅甚至走样失实。本文从周初武王克商为始，以“诗礼簪缨”为表现为脉络，论证了曹氏自周初至明末的曹姓氏族文化概貌、文化特点，抉示了他们的“门风”“世德”——即曹雪芹开卷即特笔标出的“诗礼簪缨”之族的具体历史内容及其意义，从而显示了《红楼梦》是中华文化小说这一命题的实义。     

论藏文史籍中的阿夏(va-zha)与吐谷浑

本文就一些青年藏族学者对藏文史籍中的古族"阿夏"(va-zha)并非与汉文史籍中的"吐谷浑"同源,也非吐谷浑之藏文族名的看法进行讨论。从藏文史籍关于阿夏早于吐谷浑历史记述的真实性问题、关于藏文文献出现"吐谷浑"名称问题、关于藏族来源"四氏族"、"六氏族"传说与阿夏族源的问题,以及藏文史籍"阿夏"一名的由来问题等四个方面,论证中外学者一般均认为"阿夏"即"吐谷浑"的藏文名称的历史事实。     

《史通》增设“三志”的史学价值探析

刘知几根据时代的变化调整变更史书篇目,提出在国史中增设"都邑"、"氏族"、"方物"三志。都邑志是都邑学的发展在史学上的体现;氏族志对姓氏学的发展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方物志改变了传统历史学的研究思路。其在国史中增设"三志"的主张为后世史家所沿用,对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再论母系继承和父系继承制下的舅权

在民族学调查中,经常会涉及舅权问题.这种习俗一度被认为是同母系制联系在一起的,是母系制的产物,如果出现在某一父系民族,就证明该民族曾经历过母系制阶段.但民族学研究也证明舅权并不就是母系社会的必然产物,在父系社会中仍然有其存在的社会根源.因为在所有的社会中,亲属关系都必须是双边的,个人既通过父亲与一些人相联系,也通过母亲与另一些人相联系,即使是在最牢固的父系制社会中,母系亲属也受到一定的重视,这种重视往往通过舅权表现出来.换言之,在父系社会中,父系宗亲与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主要的,但母系亲属与外甥也保持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且非常必要.     

图腾:古代神话还是现代预言?

图腾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原始宗教形式。在一定的文化圈中,同一图腾信仰意味着同源共祖。图腾也是最早的社会组织的标志和象征,它对于氏族内部的团结和氏族外婚制的推行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就“图腾”一词的由来、含义,以及图腾起源、图腾崇拜的本质、图腾与禁忌的关系,进行了概括性的分析,说明图腾既非古代神话也非现代预言,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神力的象征,是人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必然产物。     

有关炎、黄二帝的若干史实考

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由于年代久远,文献缺略,所以有关他们的传说或后世的记载,有很多失真的地方.经过考证,认为黄帝的生地应在今陕西凤翔县境,炎帝的生地应在今陕西岐山县境,或在今陕西宝鸡市境.至于黄帝的葬地,汉代的记载本来是很清楚的,就是在上郡阳周县的桥山,即今陕西子长县西北的大梁山.但随着后代阳周县名的迁徙,黄帝陵所在的桥山也不断被搬家.直到唐朝才把甘肃正宁县东、与陕西黄陵县交界处的子午山当作黄帝陵所在的桥山,并把黄帝陵建在这里.炎帝墓在历史上曾一度失传,晋代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只说是"葬长沙",并不具体.对此在宋代曾经作过一次认真的调查,终于查清炎帝陵的所在.神农氏和炎帝并非同一个氏族,现在人们往往把炎帝与神农氏合在一起,称为"炎帝神农氏",这实在是一个误解.当然这个误解也决非自今日始,至迟在东汉时就有人把神农氏与炎帝合而为一了.     

古代苗族母系氏族制的语言学线索

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古苗语的*mripD是"人、动植物的母亲"也是"首领";*maC的本义是"由女人承嗣的世系";*praB是"父亲"也是"捆绑、黏合"。从认知语言学的文化模式来看,在苗语的提问和并列结构名词或固定短语中,女性处于无标记地位,男性处于有标记地位,这说明在古代女性被认为比男性更重要;在湘西和黔东苗语里,姨系亲属称谓等同于堂系的亲属称谓,都被认为是兄弟姐妹,并禁止通婚。这些语言学证据和其他社会习俗证据共同构成系统的证据链,证明历史上苗族的确存在过母系氏族制。     

唐初氏族观念的转向与“唐代文学”观念的确立

贞观朝氏族观与文学观由同一个文臣学士集团在同一时间段内确立,二者的确立过程是一个交叉并进、相互激发、相辅相成的过程.贞观氏族观念与前朝相比出现了明显的转变,流露出浓厚的崇文倾向,这一转变直接导致各地文学家族的兴盛,刺激并促进了"唐代文学"观念的确立.贞观朝的文馆学士多来自南北不同类型的文学家族,是家族文学的庙堂代言人,他们的文学观念在相互碰撞中趋于统一,对于"唐代文学"观念的确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唐代吐蕃的氏族

唐代吐蕃政局的发展,关乎于二因素:其一为宗教因素,是为苯教与外来宗教佛教之间的竞争与抗衡;其二就是更为重要的吐蕃氏族之间的合纵连横,及其与吐蕃王室的关系。若直言之,吐蕃的体制是为"贵族官僚制",推动吐蕃历史的动力,就是各氏族间的竞合。文章根据大量藏文原典史料,通过对唐代吐蕃各氏族的发展概况、各氏族与吐蕃王室的关系、氏族团的形成、各氏族的竞合、吐蕃王室如何寻觅合作对象和社会基础的深入分析,探讨了唐代吐蕃的政治力与社会势力之间的演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