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一般规则之建构

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规范较为繁杂，条文各自为政且不协调，有体系化之名而无体系化之实。一般规则的缺乏，使得现有的惩罚性赔偿法律规范体系既不能为司法实践提供明晰的指引，亦无法为未来之立法指明方向。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一般规则的建构，应在惩罚性赔偿制度之目的导向下，从三方面进行：其一，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在适用范围上仍不符合制度目的，宜在一般规则的指引下，通过制定或修改法律或是出台新的司法解释的方式予以拓宽；其二，我国惩罚性赔偿一般规则之主观要件，原则上可以“故意”统领与限定，体系下可以“重大过失”展开并有序扩张；其三，我国惩罚性赔偿一般规则之损害后果要件，应当与“损失”脱钩，代之以“情节严重”,我国惩罚性赔偿损害后果要件的三类规定，其实均可作“情节严重”之解释。     

《民法典》中共同生产经营型夫妻共债的认定 ——兼论第1064条第2款与第56条第1款的关系

《民法典》第1064条第2款规定夫妻一方举债用于"共同生产经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因"共同生产经营"概念模糊与不确定,经营型夫妻共债的认定标准莫衷一是,导致司法实践中存在同案异判现象.通过法律解释和类型化分析,经营型夫妻共债应以共同参与为认定标准,共同参与包含夫妻共同投资、一方投资而另一方参与经营两种情形.存在经营实体时,夫妻需对经营实体发展有实质性的影响;不存在经营实体时,共同参与的认定以一方投资而另一方参与经营为主.此外,《 民法典》 第1064条第2款与第56条第1款并不存在关于举证责任分配规定的冲突,两条款互为补充,符合潘德克顿体系下《民法典》总则与分则之间统辖遵从的关系.     

知识产权法的形式理性

知识产权法的形式理性命题基于法律之内的教义学视角，着眼于法的安定性价值，强调合逻辑性的约束。形式理性化程度较低为知识产权法比较于传统民法的主要差距所在。实现知识产权法的形式理性化，路径在于法典化、回归民法和单行法的结构合理化。     

《民法典》的立法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立足当下国人分享的价值共识，对于人类所面临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表明了看法。这些基本问题主要包括如何看待人、如何看待家、如何看待社会、如何看待国家、如何看待人类、如何看待自然等，《民法典》在回答这一系列基本问题的过程中，其立法思想充分展现出来。     

从民事单行法到《民法典》:守成与创新

我国《民法典》的编纂是对民事单行法进行"扬弃"的过程。我国民事立法虽受潘德克顿观念影响而继受以德国为主的大陆法系的立法体例,但基于历史惯性、社会现实、体系因应、伦理观念等原因,我国《民法典》的立法体例、物权主体、合同效力、人格权利类型、亲等制度、继承顺位及多数人侵权制度等明显具有守成的一面;而社会变革、交易保护、政策调整、价值协调等因素则决定民法典各编在权利体系、交易与担保规则、未成年利益保护与财产分配、权利保障与责任承担等方面具有更多的创新。本次民法典编纂的守成与创新,相当程度上系基于我国实践经验,其实用主义的立法态度值得肯定,亦将成为我国社会发展之佐证。     

公司利润强制分配

《法释[2017]16号》第15条规定的强制分配要件不完整、不准确且过于抽象,应予完善与细化。(1)前提:《民法典》第206条明确市场主体有"发展权利",强制公司分配除符合《公司法》第166条,还需有自由现金,以维护公司持续经营发展。(2)主体:上市公司股东亦有不退出公司前提下获取救济的权利,但应设一定限制,避免手段与保护利益间的失衡。股东对公司负有债务不影响其利润分配权,公司可依《民法典》第568条主张抵销。(3)行为与后果:依据《民法典》第132条,将滥用"股东权利"解释为"股东可支配的权利",涵盖股东自任董事、高管滥用管理职权情形;侵害公司财产权需与不分配、象征性分配结合,以别于普通侵权行为。公司累积巨额利润或长期不分配,违反《民法典》第76条规定的公司目的。大股东仍拒绝分配属滥用表决权,且为不当阻止抽象利润分配请求权向完整权转化,可类推《民法典》第159条,视为股东请求分配的条件已成就,小股东受有实际损失。(4)前置程序:为维护公司自治及股东团结,避免持续依赖强制分配,股东须穷尽内部救济。小股东往往只关心分配,与大股东分歧严重,应适用《法释[2019]7号》第5条,注重调解。《公司法》修订时应引入强制分配,并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