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徐淑创作及其在汉代女性文学中的地位

两汉时期,随着礼教的确立和巩固,<诗经·国风>中民间青年男女之间自由而活泼的爱情之歌逐渐消歇,更多的出现了吟咏女性在婚姻生活中处境和感受的作品,其中徐淑的作品在汉代女性创作中成就较高.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答秦嘉诗>、<答夫秦嘉书>、<又报嘉书>等,在汉代女性文学中的贡献和地位不可忽视.     

论19世纪中叶后日本汉文学的几个问题

19世纪中叶以后,日本汉文学变化极大,可以研究的问题很多。其中有三个问题论述者较少。一是对日本明治前夕志士文学的评价问题。简单地称明治前夕汉诗主流即志士诗,或简单地认为志士文学是当时汉文学最高峰,是不对的。所谓志士毕竟只占当时汉文学家少数,而且其大多在文坛上并不居重要地位;志士的诗文也并非都是志士文学,其中佳诗大多不能以志士诗目之。二是明治后汉文学中军国主义流毒的严重性。日本军国主义思潮自其萌芽时起流毒即无孔不入,浸润于日本文学各领域,首先就是某些志士文学;其后维新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汉文学中军国主义流毒更为严重。从无名小卒到大官贵族,从杀人屠夫到高雅学者,都有人写鼓吹侵略的诗文。三是20世纪以来日本文学史书抹煞汉文学的错误问题。日本文学史书中,有赤裸裸直接贬斥汉文学的,也有用一些高超玄妙的理论和遮眼的手法来抹煞汉文学的。这种做法没有任何道理。     

回顾与前瞻：中国学者对韩国汉文学的研究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韩国汉文学研究在全国分几个地区形成了若干研究中心和研究队伍。具体有:以延边大学为中心的吉林地区,以中央民族大学朝文系和北京大学东语系为中心的北京地区,以上海大学和复旦大学为中心的江苏地区,以青岛海洋大学和山东大学为中心的山东半岛等等。在中国,随着研究韩国汉文学学者群的形成,已形成了研究韩国文学的中国学派。     

从东亚汉文学看《瞿佑全集校注》之整理

通过对《瞿佑全集校注》的解读,认为其在现存瞿佑作品的发掘上有新的突破,辨伪精细,直面瞿佑研究领域的关键疑难问题,在此基础上,对由《瞿佑全集》的整理而引发的期待与展望进行了蠡测。     

论《奥州小道》里汉诗文的演变

汉诗文利用所展现出的"似"与"非"反映了作者松尾芭蕉对汉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对俳谐的革新.是芭蕉在充分消化了原典基础上的再创造,是我们研究芭蕉的一个绝好窗口.     

韩国学者韩国辞赋研究述评

作为中国的传统文体在域外发展的支流,韩国辞赋作品是汉学研究的“新材料”之一,了解和借鉴韩国学者研究韩国辞赋的成果,有助于深入研究韩国辞赋乃至东亚汉文学。韩国学者不仅全面关照韩国辞赋并梳理其发展脉络,也尝试就某一角度,如属于主题范畴的“和陶辞”、属于形式范畴的“科举赋”等予以历时性考察,梳理其发展脉络,而且重视对一些重要的赋家赋作的个案研究。然而相对辞赋作品之数量而言,相关研究还远不够深广,须不断开垦和经营。     

论朝鲜时代女性汉文学对陶渊明诗文的接受

朝鲜王朝中期以后，文坛出现了大量咏陶、和陶作品，值得关注的是其中鲜为人知的女性汉文学创作。朝鲜时代女诗人不仅在诗作中频频化用了陶诗意象，还通过追和陶诗的方式来表明对一种文化品质与精神力量的归属与认同；她们更执念于寻找仙界、人间的“武陵桃源”来获得心灵慰藉与情感寄托。在这一接受过程中，女诗人们并非仅停留在表层的追拟与效慕，而是更多地呈现了独具个性化及民族化特色的改写与再创造，使陶诗及其作品精神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量。对这一现象及问题的考察与研究不仅可以进一步确立女性汉文学创作在中韩文学交流史上的贡献与作用，且对全面了解陶渊明及其作品在东亚汉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尤具意义。     

夏目漱石与汉文学

夏目漱石自小深受汉文学的熏陶,有雄厚的汉学基础,虽然他大学里学的是英语,又有过留学英国的经历,但都没有动摇过他的根基。他把《左传》等的表现手法用到自己的小说中,丰富了自己的文学,正因为如此,在西方文学的潮流如大河泥沙般倾泻在当今的日本时,他的文学既没有被冲走,也没有被淹没。“中国古典文学是把他引上文学之路的最初最根本磁场”。     

论日本汉文学史

日本汉文学是一笔数量十分可观的文学遗产。但近百年来,它不仅在日本几乎处于被遗忘、湮没的境地,在中国更少为人知。对汉文学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当代日本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和评价。有些日本人对汉文学过于轻视、鄙薄,甚至认为是殖民地化的文学,这是不对的。而中国有的读者以为日本人用中文写不出什么好诗文,也是不对的。中国大智者钱钟书把文学史研究工作戏说为“发掘文墓”和“揭开文幕”。“发掘文墓”殆指文史考证带有考古发掘的性质;“揭开文幕”则说叙述文学史就像演历史剧,还有让观众(读者)鉴赏的目的。研究日本汉文学史,首先就是一种挖其古坟、文化寻根的工作。同时,对日本汉文学作鉴赏评析,也是为了充分实现其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面对浩瀚的汉文学作品,研究者常常会有惊喜的发现。有一些日本汉文学家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并且得到中国方面的承认和推崇。有些人对日本汉文学的轻视是缘于自己的无知。     

越南汉文学中的东南亚新世界——以1830年代初期为考察对象

从越南阮朝(1802～1883)使节出使外国的第一手汉文学资料中可以看到,19世纪初叶起,越南文人与中国和东南亚各国有许多交流.彼时西方文化亦透过海外殖民势力大举传至东方.在这传统与现代交替的重要时刻,越南与东亚各国一样也都面临东西方文化交会与冲突的新处境,越南阮朝使节于此扮演着关键且艰巨的角色,他们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正是我们认识东亚人文传统与文化动力不可或缺的一环.1830年代初期越南使节李文馥、邓文启、何宗权、潘清简及其与南洋有关的汉文学作品,为我们认识他们为何奉派到南洋、认识他们当年笔下所记录的东南亚新世界提供了生动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