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西交通线路上的丰镐与咸阳

<正>虽然在中国正史的记录中,汉代外交家张骞正式开通丝绸之路的事迹被誉为"凿空"[1](《大宛列传》,P3169),但是,从新石器时代陶器器型和纹饰的特点已经可以看到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相关迹象。小麦、家马和制车技术的由来,有自西而东的线索。一些古希腊雕塑和陶器彩绘人像所着衣服柔细轻薄,因而有人推测公元前5世纪中国丝绸已经为希腊上层社会所喜好。     

酒令行千古 玉烛更奇葩

中国饮酒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夏王朝的夏桀,曾"为酒池,可以运舟"。商王朝的纣王,曾"造酒池肉林",好为"长夜之饮"。周王朝的穆王,曾有"酒天子"之称。朝中饮酒作乐,多显奢靡之风;民间饮酒,则纯朴单纯得多。到了汉代,由于国家统一,经济繁荣,人民生活较为安定,因此饮酒之风更为盛行。西汉时的梁孝王曾邀集许多名士到梁苑喝酒,并令枚乘、路侨、韩安国等作赋助兴。韩安国因酒,赋几     

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强盛

丝绸之路的开通主要是出于汉王朝维护北部边疆的军事安全的考量,然而其繁盛却要归因于汉王朝强盛的国力。兴盛的丝绸之路带来的中西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交流大大提升了汉王朝的国力:带动了国内手工业及商业贸易的发展,促进了新思想体系的形成,丰富了人们的文化娱乐生活,强化了汉朝人的国家认同感与"强汉"意识。丝绸之路的开通也大幅度提高了汉王朝的国际地位,汉王朝发展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大帝国。     

论汉皇室楚歌

浓烈的悲情色彩和歌舞乐三位一体的混融状态,是汉皇室楚歌鲜明的艺术特色,这与现实政治带来的巨大痛苦、汉代“以悲为美”的审美风尚、楚文化本身固有的悲情因素及楚辞歌乐舞的混融状态、汉代倡乐之风的盛行、充分抒情的需要密切相关。对母体文化的怀恋、残酷的政治现实、汉帝王后妃本身较高的文学素养使他们倾情于楚声歌唱。     

汉画中鼓吹乐的乐器与类型

鼓吹乐是汉代重要音乐种类 ,汉画像中存有大量的鼓吹乐图像 ,它的乐器种类、乐队人数、乐队规模各不相同 ,根据用途的不同随之变化 ,这对我们进一步研究汉代鼓吹乐提供重要依据     

日汉同声传译中常见问题及其对策

由于日汉两种语言所具有的不同特点，给同声传译造成了诸多的困难，影响了同声传译的质量。我们在进行日汉同声传译的时侯，可以采用先听先译、延长或缩短等候时间、预测、弥补、紧跟、切割归纳、调节语速语调语气等对策来解决遇到的困难。     

《格林童话》汉译流传与变异

格林童话在中国的译介经历了开创、探索、成熟和新变四个时期和三次高潮,不同时期译本的样态变迁折射出中国历史语境的不同以及译者翻译策略的迥异.笔者通过对不同时期典型译本的比较以及译者主体性发挥的衡量,来探索童话译介的规律.     

浅论清初明季王朝“变节者”

在新旧王朝的交替中,投降的明朝封建士大夫被称之为"贰臣",是王朝的"变节者"。他们仕清并非为了苟且偷生,在内心的深处仍有对前朝的眷念。晚年他们参与了王朝的改革,在引导满洲进入高层次的汉族文明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在满洲贵族眼里,这些"变节者"仍是异类,因此在朝廷中备受排挤和打压。然而我们应该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去考虑对他们的评价,在整体上还是应该给予肯定。     

俄汉语认知域中的转喻与隐喻连续体现象——以俄汉语“手”的认知为例

语言中的基本范畴词是人们认识世莽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人们通过转喻、隐喻来认知更抽象的概念和事物。俄汉语中的“рука——手”同属基本范畴词，具有很强的转喻：隐喻能力。通过手部动作认知、情绪认知、场景认知、权势认知、身体结构认知等方面研究俄汉语认知域中转喻与隐喻的交互作用在词汇层面的连续体关系，将有助于从实证的角度对比分析俄汉语转喻和隐喻思维模式的异同，探求造成两个民族认知差异的文化因素。     

早期道教美学思想对汉画像石葬俗的影响

汉画像石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但由于众多研究文章未曾于汉代文化整体结构与特定画像石语境的内在关联上进行通观,不仅使一些问题悬而未决,而且还演绎出新的误会,严重影响着汉画像石尤其东汉末期画像石这一不言灵石生命活力的解放.若从汉代早期道教文献视角去探询、观照和梳理画像石的宗教内涵和文化价值,以前许多误会及悬置的问题便可得到合理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