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之间袁氏的政治沉浮与籍贯更迭——谱牒与中古史研究的一个例证

汉唐之间,汝南汝阳袁氏经历了两次重大的籍贯更迭:一次是由陈国扶乐变为汝南汝阳,另一次是由汝南汝阳变为陈郡阳夏。东汉一朝,汝南汝阳袁氏四代在政治上持续发展,并超越陈国扶乐袁氏,成为首屈一指的世家大族。汉末袁曹相争,袁绍、袁术兄弟落败,汝南汝阳袁氏迅速沉沦。与此同时,陈郡阳夏袁氏则与新皇权建立起特殊的关系。魏晋南朝频繁易代,他们的政治地位得以蝉联,并最终压倒汝南汝阳袁氏,成为袁氏的正宗所在。南朝后期与王、谢、萧三家并列侨姓之首的袁氏,正是陈郡阳夏的一支。此例说明:中古士族身份的变化,也会反映在谱牒之中,甚至造成他们籍贯的移动。     

杜诗、苏诗、黄诗中“吏隐”注的澄清——辑本《汝南先贤传》学术价值初探

澄清两个问题：第一，郑钦此人，当作“郑敬”。宋人赵次公为杜诗作注时。由于避宋讳——宋太祖赵匡胤的祖父名敬，遂改“敬”为“钦”。后人不知就里，也就一路以“郑钦”相称。第二，说吏隐之典，“出《汝南先贤传》郑钦事”，完全是子虚鸟有之事。换言之，“吏隐”的用典，和郑钦毫不相干。究其致误的原因，盖误读《汝南先贤传》所致。     

周恩来鲁迅之先祖源自汝南周氏

鲁迅生于浙江绍兴,周恩来生于江苏淮安,但原籍也是浙江绍兴。绍兴周氏因其后裔在当代出了鲁迅、周恩来两位伟人而格外引人注目。溯本追源,事实上,支派众多的绍兴周氏是诸暨南门周氏的分支;而诸暨南门周氏是诸暨紫岩周氏的一支;而诸暨紫岩周氏是周敦颐的后裔;而始兴于周敦颐的道州周氏本就出自汝南周氏。     

巴汉文学融合的最早产儿——《华阳国志·巴志》所录巴人诗作论析

晋人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载诗十一首,其中一首署名应季先。应季先,东汉冲帝、质帝时(145—146年)任巴郡太守,汝南人。其余十首均未署名,有七首或谓“巴人歌曰”,或谓“国人作诗曰”,另外三首描述巴地人情风习,以“诗曰”提引。这十首汉文诗均系巴人所作。 在民族文学交相融汇的历史过程中,华夏文化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向心力。这十首巴人     

王鹗《汝南遗事》成书年代辨

金朝灭亡后,金旧臣如元好问、刘祁、杨奂、王鹗等本着"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的愿望,纷纷撰著史书,以保存故国信史为己任。王鹗《汝南遗事》所记为其亲历亲见之事,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学者认为《汝南遗事》是王鹗随金哀宗在蔡州围城中所撰,这是将王鹗记录哀宗迁都蔡州城后之军政大事的"目录"误以为是《汝南遗事》。根据王鹗在《汝南遗事·总论》中视蒙古灭金为"天开一统,地入大朝"这一事实,以及杨奂所作《读〈汝南遗事〉》诗,可以确认《汝南遗事》成书于金朝灭亡以后,约在金亡(1234年)后至元宪宗五年(1355年)之间。     

沈约"权憩汝南县境"再考

对于《桐柏山金庭馆碑》是否为沈约所作,学界一直存在争议。考查史书,此文“权憩汝南县境,固非息心之地”中的“汝南”其实是指南齐郢州江夏郡汝南县,其他的解释均与史实相差较远。“权憩汝南县境”由此成为《桐柏山金庭馆碑》为沈约所作的有力佐证。     

党锢源起汝南的历史原因探析

汝南之所以在汉末成为党事的主要发源地,有着深刻的历史社会原因。首先,随着两汉以来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汝南成为全国人口分布中心之一,经济繁荣;与此同时,汝南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开始兴盛,至汉末已成为全国瞩目的重要学术文化中心;再次,汝南士人大多热衷于政治,并逐渐把持了汝南地方政权及舆论,在地方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势力;最后,由于汝南士人从光武帝起就与皇权形成了紧张关系,因此在反对外戚、宦官的斗争中,汝南士人旗帜鲜明,不遗余力,从而成为汉末党事的发源地之一,对汉末政治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