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继承与政治革新的纠葛——秦汉时期儒学的衰与兴

秦汉之际儒学衰败与兴起的历史,也是儒家在政治领域中沉浮的历史。这段历史充分体现了当时文化继承与政治革新的纠葛。先秦儒、法两家同属于中原文化,拥有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然而他们却在构建自己的政治理论之时,因为对汤武革命、《诗书》典籍等历史文化的不同选择,走向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也呈现出不同的结局。这使我们深刻认识到政治革新之时,必然要解决如何继承文化的问题。若要解决政治革新和文化继承之间的纠葛,就必须清醒地认识把握并实现文化的意义和作用。     

董仲舒“灾异”说之确立

灾异说往往以某种自然灾害或者不寻常的自然现象的出现来作为推断国家施政正确与否的标准，并用来预测和指导未来的施政方向。汉代的灾异说其兴盛一方面受“革命”理念遭抑制的外缘背景所影响，另一方面也与灾异思想发展的自身脉络有关。灾异与道德政治相关联在先秦由来已久，由早期朴素的天命观，到战国时代阴阳学说的渗入，使得天象与人之关联的内在理据逐渐显豁，至董仲舒始将灾异说与感应说相结合，以五行对应五事，并将灾与异以小大、前后相贯通，使得灾异理论从此得以规范化、体系化，奠定了公羊灾异说的理论基础，也直接影响了纬书和何休的灾异说。     

儒家视野中的改弦更张

儒家一直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关注最高权力的更迭形式，将汤武革命和尧舜禅让置于统一的理论架构中，协调各种政治力量。历史存在许多相似性。经过剧烈的社会动荡，新的统治集团通过武力夺取政权，起初推崇黄老道术，与民休息，却无法消除社会危机。久而久之，积弊丛生，最高统治者势必探讨如何推进社会治理，由此产生 “逆取顺守”之后的改弦更张。儒家视野中的改弦更张，不仅涉及传统社会政治秩序的重大调整，而且为现阶段的文化综合创新提供了重要参照。     

《墨子》中的“汤武革命”叙事及其时代意义

墨子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强调"兼爱""非攻",反对以扩张、聚敛为目的的战争,但同时他又对那些以"保民""诛暴"为目的的"正义"战争持肯定态度。《墨子·非攻下》借助对"汤武革命"的叙事表明了墨子对待战争的鲜明态度。在对"汤武革命"的叙事中,墨子运用了浪漫主义的文学手法,融入了"天志""明鬼"思想,将"汤武革命"的过程描写成了一场由天帝主导、鬼神参与的传奇之战。战争爆发前灾异现象的频繁发生和战争中鬼神力量的参与,种种情节设置均与《墨子》的"非攻"思想直接关联。《墨子》是第一次对"汤武革命"进行浪漫主义处理的先秦诸子作品,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1903-1906年:中国革命观念的古今之变——以邹容、秦力山、孙中山、朱执信四篇著述为中心

辛亥革命的发生及其所建立的共和国制度,是与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的形成相联系的.1903-1906年,是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形成最为关键的四年,先后出现了四篇由革命派思想家撰写的阐发革命观念的代表性著述,构成了中国革命观念古今之变的主要历史环节.这四篇著述是:邹容著《革命军》,秦力山著《革命箴言》,孙中山著《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朱执信著《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以这四篇文献为中心,开展观念史的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革命观念古今之变的脉络与走向.     

晚清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叙事及其思想意涵

法国大革命曾于思想文化层面深刻影响辛亥革命。回到历史现场,法国这一事件在中国并非从一开始就呈现革命面貌,19世纪前半期它是法国历代君王统治轮替间的普通民变,19世纪后半期则被附着具有变革政体的民主意涵。1899年后它逐渐展现出作为革命事件的意象,并被认定是求权而非诛暴的新型革命。1906年康有为刊发《法国革命史论》,以汤武革命为母题将其重塑,强调它只是发生在法国的汤武故事,属于中国古代革命的诛暴而非求权范畴。在法国大革命是诛暴还是求权革命的争论背后,是革命合法性观念于清末最后十年左右的转型：诛暴不再是革命师出有名的必备前提,求权也是发动正当革命的充分条件。在传统政治文化中作为美好政治意象的贤君和仁政,无法再真正有效消弭革命声音,清廷失去了原先可收摄人心的护身符。这种革命合法性观念的变动,是理解辛亥革命何以发生的重要维度。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中国现代革命观念的形成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中国人的革命观念实现了由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从而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清王朝的覆灭奠定了思想基础。在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形成中,既承继了中国古代革命观念的有生命力有影响力的内容,又引入了西方近代革命观念、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无政府主义革命理论,更有中国革命派思想家综合中西古今思想资源所进行的融贯与创新,如邹容初步提出的中国民主革命纲领、孙中山确立的三民主义、陈天华主张的国民革命与英雄革命相区分、朱执信主张的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相并行,其中不仅包含了反清的内容,也不仅包含了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容,还包含了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社会主义理想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