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灾异诗述论

中国是一个多灾国家,灾异对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整个社会文化一直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诗经》中不乏对自然灾异的描写,这些记载可以说是对灾异的形象而生动的再现。检索发现,《诗经》中涉及自然灾害的诗歌达到36首,占305篇总量的十分之一强。这些灾异诗歌,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文学性较上古灾异诗有了很大的提升。     

刘向《洪范》五行说新论

对于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史书一般把其放在西汉《春秋》学脉络下进行叙述。其实，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来看，都应该把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置于西汉《尚书》学的发展过程中加以研究。与《洪范五行传》相比，刘向对于《洪范》学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把《春秋》学引入到《尚书》学中，从而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尚书》学；二是在解释《洪范》“五行”时用五行相生说取代了五行相胜说；三是在《洪范》“五行”“五事”“皇极”的关系中更加强调“皇极”的重要性。     

汉代反季节栽培与“不时不食”观念

汉代已经掌握反季节栽培技术,但对于这项技术进步,汉人习惯援引不时不食观念进行批判。该观念既与汉代月令制度的精神具有内在一致性,又有灾异论这一强有力的神秘主义哲学理论做支撑。而一些现实性的利益考虑,如节省财力、社会公平、延年益寿等因素,虽然不能完全摆脱神秘主义意识的影响,但已颇具理性认识的倾向,因而更有助于不时不食观念的推行,对当今的反季节生产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政治、家世与学问——以吕祖谦的灾异观为例

吕祖谦作为南宋最知名的哲学家之一,关于其学问传承,生前即有“其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的共识.治宋明理学史的学者多从吕祖谦自身文献的角度加以概念性的定义,而较少从吕祖谦文献与吕氏家族先人文献参照的角度加以解读.以吕祖谦的灾异观为例,考察吕氏家族先人吕公著与王安石围绕“天变不足畏”之说的著名政争,以吕祖谦后学王应麟的灾异观为参照,力求更为具体地展现政治、家世对吕祖谦学问的影响,指出把握政治、家世与学问之间的关系,对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具有特殊价值.     

野鸟入室,主人将去——论古人的“野鸟入室”禁忌

"野鸟入室,主人将去"是古代较为广泛的一种禁忌。这种禁忌的产生,与古人的灵魂信仰和原始灾异观密切相关。     

从《左传》灾异、占卜、战争记载看兵家阴阳思想

阴阳思想在《左传》记载的灾异、占卜、战争活动中有自然灾害、医学、天人感应等表现形态,对于兵家阴阳思想发展历史有着重要意义。     

唐代文学中灾异观念的表现

灾异观念是天人感应学说的重要内容,唐人因为推崇汉朝,对来自汉朝的思想观念接受较多,灾异观念在唐代甚为流行,其表现形式与汉朝略有不同。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政论、对策和诗歌中,该观念对唐代文学的作用小于瑞应和封禅。     

天下共治与两汉政论的直言

刘邦立汉时所宣称的"天下共治",是两汉选贤机制的重要来源。汉王室每逢灾异而选拔直言极谏,主动以朝野对话来纾缓民间积怨,以此作为调整行政措施的参考。但在具体的行政实践中,直言极谏的作用却日渐弱化。两汉文人秉持共治而形成的直言传统并没有因此削弱,遂使得两汉政论散文以直接批评为基调。当东汉皇权与士人关系相疏离,士人遂从行政的参与者转化为政权的旁观者,潜隐著述,指陈时弊。     

灾异与汉代社会

灾异与汉代社会的关系主要是通过灾异说来体现。政治上，灾异往往成为制定或改变政策的重要依据，又常被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是制衡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上，灾异对经济造成巨大破坏，成为两汉许多经济政策施行和废止的极其重要的原因。思想文化上，一些重要的礼仪活动与灾异密切相关，灾异说继承了“百家争鸣”的思想传统，又是东汉末年社会批判思潮的肇始。灾异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但在很大程度上却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成为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历史渊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