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的建交条约——《中日修好条规》

学术界对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十分重视 ,但对近代中国的平等条约却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 1871年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是由中日双方自愿商定 ,权利义务对等 ,明确规定互不侵犯领土 ,互不干涉内政的平等条约。《中日修好条规》不仅是中日关系史上的第一个条约 ,而且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的建交条约。《中日修好条规》昭示后人 :对外平等交往是历史的必然和发展的前提 ;强权和武力解决不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问题 ;强大的国力及和平诚信的理念比条约的平等性更重要     

论丁日昌办理天津教案

1870年爆发的天津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反洋教斗争。办理天津教案是丁日昌对外交涉的实践之一。笔者拟从丁日昌对天津教案起因的认识、处理方针以及经验教训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个晚清高官的官场体会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签订者之一伊里布（1772——1843年），本是满洲镶黄旗人，鸦片战争爆发后他作为朝廷钦差与时任两江总督和英国人谈判订约，因此一直为世人所唾骂。     

试论国际私法条约在我国的适用

国际私法条约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适用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问题.国际私法条约在我国的适用遵循着直接适用和优先适用的原则,并且这些原则予以适用的前提条件是:在某一具体涉外案件中,双方当事人所属国均是该条约的缔约国.但是这并不排除条约非缔约国的双方当事人根据意思自治原则选择适用统一实体私法条约.     

贸易自由化与环境保护的法理思考

贸易与环境已经成为决定WTO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从国际法角度出发，世界各国都应通过缔结全球性和综合性的国际条约、建立争端解决机制来实现贸易与环境、人类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良性互动。     

夹缝求存: 在日中国人研究 (1858—1871)

1858 年日本与欧美诸国先后缔结修好通商条约, 大体构建了日本与西方列强之间的近代条约 体系。 由此直到 1871 年 《中日修好条规》 签订, 在日中国人一直以 “无条约国民” 的身份生活在开港后的 日本。 为了寻求出路, 他们往往通过借用欧美商馆名义或受雇于欧美商馆等形式获得合法的居留和贸易权 利, 因身份而受到多重限制和双重管理是当时在日中国人所面临的现实处境。 通过对这一时段在日中国人的 生存状况及其管理问题的历史考察, 既可加深对日本华侨所处的历史环境及其历史作用的理解, 也可为深入 研究近代中日关系提供线索。     

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

1封建皇帝作为最大的统治者,总是以天下为私。道光在禁烟问题上本来犹豫,大臣中也分两派。我推想,是林则徐那篇著名的奏折,指出若再任鸦片泛滥,几十年后中原将"无可以御敌之兵""无可以充饷之银",狠狠地击中了他的私心,他感到家天下难保,所以就鞭打快牛,顺手给了林一个禁烟钦差。林眼见国危民弱,就出以公心,勇赴重任,表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     

陈先兵:一个文艺范儿的创业理工男

今年27岁的陈先兵来自四川南充.2013年,大学毕业的他前往山东烟台发展,成为了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项目经理.在很多人看来,他找到了一份好工作,有一个清晰可见的好前程.然而,仅过了两年,他就放弃了这份有着光环的工作,毅然辞职回成都和好友一同创业. 他说"别人的成功没办法复制,我希望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他说"一个人需要为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奋斗",他说"不要在利益面前考验友情",他还说"要从错误中总结经验".     

试论新中国成立前后中苏关系中的条约继承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如何处理1945年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属协定,发展新型中苏关系,巩固新生政权,成为新中国外交工作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中苏双方就条约继承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尝试。最终,中共经过不懈努力,废除了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的友好同盟条约,收回了旅大的行政管辖权以及中长铁路所有权,事实上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现状,妥善地解决了中苏关系中的条约继承问题。中共对于中苏关系中条约继承问题的处理,既符合国际法上政府继承中条约继承的基本原则,又符合中苏双方的共同利益,推动了中苏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这是新中国外交的一次重大胜利,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区域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制度选择:基于交易成本的分析

交易成本是区域贸易协定各成员方在构建争端解决机制时的重要考量维度。区域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交易成本可分为成员间构建成本和成员间治理成本。影响成员间构建成本的三个主要影响变量是问题敏感程度、成员方同质性和透明度。影响成员间治理成本的三个主要影响变量是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政治模式、准司法模式与司法模式是现今区域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典型模式。上述三种模式体现出来的条约化水平有所差别。通过分析发现,在其他变量给定的情况下,成员间构建成本、成员间治理成本以及总交易成本的变化可对成员方选择不同条约化水平的争端解决机制模式产生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