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承唐制还是五代之制

宋朝的典章制度到底是承袭唐制，还是直承五代之制?长期以来众说纷纭。其中“宋承唐制”之说影响最大，然与史实相悖，长期以来未得到厘清。检诸史籍，有大量的史料证明宋制不仅直承了五代制度，而且是全面系统地承袭，尤其在职官、科举、兵制、法律、修史等方面，表现得最为彻底。研究证明，“宋承唐制”之说是宋人刻意淡化五代之制，有意追求的结果。其这样做的原因有三：出于五德终始的历史观，出于正统论的思想，出于抬高宋朝历史地位的政治需要，是宋代士大夫将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导入历史传承问题上的结果。     

文化场景与城市治安状况的关系研究——以深圳市为例

城市治安状况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文章借助场景理论的研究框架,从城市可见的各类文化舒适物与其中蕴含的文化价值观构成的整体性"场景"视角切入,通过采集深圳市10个区的82种文化舒适物数据,构建文化场景评价体系,进而以深圳市10个区的治安安全指数为关联研究对象,分析文化场景对城市治安状况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在15项文化场景维度中,本土性、国家性、正式性、睦邻性、功利主义、平等主义六项场景维度与深圳市治安状况存在显著相关关系。通过方差分析进一步得出本土性、睦邻性、平等主义场景在不同治安分组间具有显著差异性,且呈同向影响关系,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文化场景与治安状况之间存在的关联性影响。     

出土文物与当代历史地理学的互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出土文物研究历史地理述评

出土文物作为 “二重证据法”的重要实物史料，已经普遍应用于中国古代史等研究领域，历史地理研究也不例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历史地理学者围绕鄂君启节、出土地图、出土简牍与出土隋唐墓志为主展开相关研究，利用新中国出土文物对我国历史时期的水陆交通路线、历史政区、历史地图编绘及其反映的丰富内涵、地名、乡村和基层社会诸方面进行了多角度、多方位的研究，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发展特征。但同时也存在对出土文物的历史地理内容和价值做单个的、独立的研究较多，综合的、全面的研究较少的问题，出土文物与传世历史文献的比勘、印证分析往往有所缺失，提高到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相对较少，见木不见林的现象较为普遍。     

色彩之喻与中国文学批评——以先秦两汉为中心

在中国文学批评中,存在着以色彩论文学的现象。首先,人们借助器物色彩的礼制规定,说明了文学作品的礼制内涵,引申出了雅与俗、真与假的趣味之别。其次,人们通过器物色彩的铺排顺序和修饰功能,说明修辞有助于作品的流通和经典化,其中,以文采传达作者情志是关键,但过分注重文采容易忽视文学的讽谏和社会功能。再者,人们以色彩喻文学,揭示了文学成像的原理。这是因为汉字起源、文章载体和文学目的,往往以器物色彩的图像和视觉形态为重要参照。色彩之喻这一表述方式具有与西方诗学的"文本—织物"说展开对话的空间。     

身体的审美反思及其审美之道建构

审美的身体不仅是艺术的身体主题，也是日常现实中的身体主题，呈现为身体审美的实际参与性与在场性。随着消费时代的到来，身体更是卷入消费的中心，呈现作为资本和偶像的身体表征，衍生出身体审美的若干误区。建构身体的审美之道，应当秉持客观冷静的反思性态度。在拨开身体审美误区的同时，应当警惕隐藏在审美操控下的身体异化本质，提出构建身心和谐的身体审美之道，有效抵制错误的身体审美意识对身体的规训和戕害。     

历史人类学视角下的清代蒙藏关系再思考——兼论所谓“西藏佛教世界”共同体的成立性问题

近年来,国外某些藏学研究者以藏族与蒙古族具有共同宗教信仰为由,提出所谓“西藏佛教世界”共同体的理论假说。然而,通过引入历史人类学的观察视角以分析发掘民间口碑材料中承载的历史信息,再将之与传世文献提供的历史背景结合互证,所得出的结论足以揭示上述理论模式实际上无法解释蒙藏民族在清代经历的复杂历史进程,因而步入历史解释的误区。     

困境与超越：扶贫工作的政治学分析

扶贫开发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有着丰富的政治意涵，展示着执政党执政、政府治理的基本过程和价值归属。中国的扶贫工作带有着明显的运动式、项目制、压力型的色彩，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也有着走向无序化、无效化的风险。以现代国家建设和政党建设的基本理念，构筑多中心的贫困治理格局，建立现代化的扶贫开发的制度体系，走向法治化、制度化、民主化、规范化是扶贫开发的治本之策。     

柳宗元政治伦理思想探略

基于"天人相分",柳宗元指出政制滥觞于圣人解救"生人之患"以"聚众立国","大中之道"和"生人之意"是政制和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也是政治权力运行的基本伦理依循,其中,"大中之道"是政治权力运行的价值觇标和方法圭臬,而"生人之意"则是政治权力运行的主体诉求。官员为政,其关键在于确立"吏为民役"的角色定位,行"大中之道"以实现"生人之意",践履"梓人之道"以"佐天子相天下"。     

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的合同效力问题研究

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民事案件主要是民间借贷案件。借款合同与保证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超出了民法的阈限，触及到刑法评价与民法评价的关系这一根本，成了困扰民事审判的一大难题。对此，理论上与实践中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方法论立场，即刑主民附论与刑民分离论。然而，这两种立场都有失偏颇。只有消除立场上的偏颇，才能将合同效力认定纳入正确的轨道。吸收资金不应被认定为违法所得，不应适用追缴或责令退赔。如此，由于追缴与责令退赔的适用所引发的刑民间评价矛盾及其对效力认定造成的干扰，才能被彻底消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是行政犯，合同违法性评价，应以《商业银行法》第11条第二款规定为根据。从规制对象来看，作为准入规制的《商业银行法》第11条，并不意在规制合同行为；依法益权衡而言，认定合同有效也并不阻碍该条规制目的之实现。因此，《商业银行法》第11条并非《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意义上的强制性规定。对该条的违反，不应成为认定合同无效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