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格义”阐释:西方文学语言学阐释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文学语言学阐释虽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进入中国，但由于学界长期囿于理论的单一接受阐释，缺乏方法论意义上的吸收转化，因而至今并未见到真正的本土化阐释形态。文章提出以文学语言学阐释的原理形态为出发点，运用华裔学者傅伟勋提出的“创造的诠释学”与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格义”阐释法，通过对中西文学语言学阐释各自所包含的“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五层次文本意涵进行“共现”“分梳”“比堪”“融通”四步骤的“格义”阐释，由此形成一种“新格义”阐释法。此种阐释法，应该就是西方文学语言学阐释实现本土化阐释的真正方法形态。     

困境与超越：扶贫工作的政治学分析

扶贫开发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有着丰富的政治意涵，展示着执政党执政、政府治理的基本过程和价值归属。中国的扶贫工作带有着明显的运动式、项目制、压力型的色彩，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也有着走向无序化、无效化的风险。以现代国家建设和政党建设的基本理念，构筑多中心的贫困治理格局，建立现代化的扶贫开发的制度体系，走向法治化、制度化、民主化、规范化是扶贫开发的治本之策。     

对外政治话语中隐喻的功能及其英译

目前对隐喻翻译的讨论普遍聚焦喻体等值转换或意象投射等问题，模糊了隐喻认知与修辞隐喻的差异。在综述隐喻的话语功能基础上，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发言和政府工作报告中所使用的隐喻及其对应译文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认为政治话语中的隐喻具有阐释与劝说功能。为了发挥政治话语中隐喻的对外阐释与说服功能，翻译应技巧性地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根据隐喻的功能采用直译、直译加注、转换喻体、换以明喻以及释译喻义等方法进行隐喻翻译，以便更好地提高对外话语的传播效果。     

《小说月报》语境中的《怀旧》——兼论《怀旧》阐释史上的几个问题

学术界对于1910—1920年间《小说月报》的考察,无一例外地给予署名"周逴"的文言短篇小说《怀旧》以格外的关注。除小说自身的价值外,与作者是鲁迅也不无关联。现有的研究成果在引用和分析《怀旧》文本时,多依照《鲁迅全集》,而很少借助《小说月报》,造成《怀旧》阐释史上的一些问题。借助《小说月报》提供的历史语境和文本形态考察《怀旧》,将鲁迅创作的小说文本与恽铁樵撰写的评点及附志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照,不仅有助于更有效地阐释《怀旧》的文本特色和文学史价值,对于鲁迅研究而言,或许也有着特殊的意义。     

新一轮世界减税潮:特征、影响与应对

减税的类型有周期性减税、制度性减税、竞争性减税与转嫁性减税之分,各类减税虽具有不同的作用机理,但在特定条件下可相互交织和转化。在当前世界各国经济增速普遍放缓的新常态下,结构性减税成为新一轮世界税制改革的基本趋向。综观本轮世界减税潮,其呈现出降低税率与扩实税基两端并举、简化税制与降减成本两相并重、制度性减税与竞争性减税交相叠加、公平性减税与转嫁性减税相互并存的基本面相,并对国内外税收与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因应本轮世界减税潮,我国应以建立现代税收制度为目标导向,在强化财政风险控制的基础上,按照扩实税基、降低税率、严格征管、强化法治的应对方略,加快优化税费结构与税制结构,有效提升我国税制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并全力塑造高标准、法治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现代电子汽车衡技术在衡器检测中的应用研究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电子技术也在不断创新,使衡器检测工作的主导地位越来越重要。衡器检测技术在电子技术的帮助下,具有检测效率快、质量佳等特点。数字式电子汽车衡在各行业中的普遍使用,使得集成电路对电压和电流的脉冲的敏感程度也越高,方便了企业正常称重计量。     

公共阐释:作为一种阐释理论的合法性

公共阐释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领域,这一领域的开拓是完善阐释学研究的重要举措,是中国学人试图建构中国阐释学的努力。阐释本身就是一种公共性的行为,它遵循的是人性的共同性,或者是沟通、交流之后业已达成的共同性,其目的是实现意义的澄明。要真正实现这一目的,还应依靠人类理性和感性的公共性。离开公共理性和公共感性,理解不可能,阐释更不可能。公共阐释存在于各种门类阐释学之中,但是,它所面对的却不是门类阐释学的对象,而是一般阐释学的对象。一般阐释学有公共阐释问题,门类阐释学也有公共阐释问题。公共阐释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它是一般阐释学的组成部分。公共阐释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着充分的合法性的依据。     

对环境刑法的象征性标签的质疑——与刘艳红教授等商榷

近年来环境刑事立法被视为象征性立法的典范。尽管有学者对我国象征性立法的批判进行了反批判,但他们并未站在同一个层面来审视象征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甚至变相转移了批判者的真实目的。产生象征性错觉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通过现代刑法应对风险时所普遍持有的纯粹法律工具主义的态度。无论从司法实践的效果还是立法层面的推测来看,环境刑法都不符合象征性的标签。"象征性立法"标签的错位套用,不但会造成环境刑法公共认同的缺失、限制环境犯罪的治理,而且会加深古典刑法与现代刑法之间的矛盾。我们需要正视环境法益保护范围扩大的现实需求,秉持生态中心的法益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