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提高仲裁工作效能

仲裁机构实体化建设不仅是挂块牌子、换个名称、增加几个编制、多要一点经费，而是要实实在在地解决仲裁效能问题。因此，成都市在推进实体化过程中，特别注意借鉴国内民商事仲裁制度的改革经验，以新的理念武装头脑、改进工作，使仲裁更讲究效益、更富有成果、更理性化、更人情味，为当事人所理解、接受和欢迎，从而更好地发挥其调整劳动关系的社会功能。     

从分税制到项目制:制度演进和组织机制

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国随之进行了公共预算体制改革，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项目制。地方政府的项目支出主要有三种类型：上级专项转移支付、上级非补助性项目支出和本级项目支出。三类项目支出在地方得以汇聚和重组，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基层政府的财政结构。项目制本质上不是对科层制的一种摆脱或超越，而是国家主动对政府科层体系的一次完善和补充，是近代国家政权建设在新时期的延续与拓展。项目制的直接目的是“硬化”预算约束，深层目的是增强政府的回应能力，二者在实践中呈现一定张力，政府治理的理性化和技术化并不必然增强其对公共需求的回应能力，甚至可能形成反向效应。     

家庭关系的理性化:表现、机制及后果1——基于湖南Z村的调查

家庭关系的理性化是当前农民家庭生活的一个重要变动方向。以湖南Z村农民家庭生活的经验调查为基础发现,家庭关系的理性化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面:代际关系的交换性、兄弟关系的原子化和夫妻关系的工具化,从本质上体现了家庭生活去伦理化的趋势。市场经济兴起后,工具理性在家庭生活领域的扩张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变动。这些变化事关中国农民的价值和意义世界之变,应成为当前农村研究的重要领域。     

康有为的孔教革命:基于韦伯“卡里斯马”和“价值理性化”概念的考察

本文承接马克斯·韦伯对于传统中国的观察，在李猛论文的启发下，尝试对近代中国理性化转轨的初生时刻进行个案研究，聚焦于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后推动的革命性的孔教运动。依托韦伯的若干理论概念，本文认为这一运动起于康氏对自身卡里斯马的自觉，进而对孔子、孔学做了宗教化的再阐释。康氏的普遍主义取向的宗教改革虽然夭折，但对同时期的庙产兴学运动和稍后的反迷信运动有重要的触发意义。一方面呈现为神秘化，另一方面却是在理性化西方的挑战下应运而生，这使得康氏变教的价值合理化努力难以成功。孔教革命虽然以激进的面目出现，但其意图却是保守性的，即试图在大变局中维持儒士阶层的整全性。理性化转轨的历史使命随后交到了“主义”政党的手中。     

反思欧洲科学的三个维度及其现代意义

反思欧洲科学有三个不同维度的含义 :第一维度是纯粹知识的维度 ;第二是亚文化共同体的维度 ;第三是文化理性的维度。这三个维度不仅含义不同 ,而且对文化的实际意义差别也很大。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 ,科学的角色首先是作为纯粹的知识而出现的 ;当着科学发展成为一种专家的事业时 ,科学的实际存在就演变为科学家的亚文化共同体 ;当着科学成为全民族的教育和国民参与的目标时 ,科学就成为了整个民族的文化理性。我们强调第三维度的科学概念 ,这一概念经常为学术研究所忽略 ,然而正是科学作为文化理性的一种形态改变了欧洲的历史 ,使欧洲文明从一种基督教的文明 ,理性化为一种科学主义的文明。由于科学的排他性 ,科学理性即重塑了欧洲的文明的传统 ,也摧毁了世界的其它文明传统     

理性与理性化之间的迷思和张力——对马克斯·韦伯“理性化“概念的解读

本文认为韦伯对于理性和理性化的分析,反映出他提出理性的基本原由是整个社会理性化的不充分和不完备.文章作者重新对韦伯的"理性化"概念的内涵和西方社会"理性化"过程进行了简要分析,并认为,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面临的仍是"理性化"的不足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坚持"理性化"的进程,健全理性化的经济生活秩序、法律体系和理性化的组织管理体系等,这是我们走出和避免陷入后现代理性彷徨的一条重要途径.     

公共权力的理性化与中国党政关系的发展

公共权力的理性化是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面向。从公共权力理性化的要求来探讨中国的党政关系问题,将为我们提供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多的理据。公共权力的价值理性维度凸显了坚持党的领导的必要性,因为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将当下的利益需求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原则相统一、相融合;公共权力的工具理性维度要求我们推进社会主义宪政秩序的建设,实现党政关系的规范化。     

文化自觉：照亮中国基础教育理性化阴影之灯

中国传统基础教育以私塾为形式，人文性的四书五经为其内容。清末民初，私塾为理性化的班级授课制所取代，这是理性在教育领域的第一次胜利；近十年来，基础教育集中于乡镇以上学校，村小学被拆并，乡镇初中日渐缩减，农村教育资源被抽空，这是理性在教育领域的进一步扩张。理性化带有形式合理而实质不合理的悖论特质。基础教育之理性化带来高效益的同时，也导致文化意识与价值观念越来越淡漠。目前，较为富强的中国社会也越发意识到，文化归宿之于中国人安身立命以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价值所在。克服教育理性化阴影，在于文化的再植入。故而，面对教育理性化，亟待嵌入文化意识，须将本土文化嵌入基础教育之中以避免教育的无根性。     

基督教与中国宗教近世性格转型初探

宗教对一个民族精神性格的形成有着深厚而持久的影响。基督教和中国宗教在近世出现的性格转型，对中西社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基督教将“天职观”与“禁欲主义”相结合，产生出一种蕴含着“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观念；而中国近世以来，儒、佛、道三教互动发展，也产生出了有入世性格的宗教精神。然而这两种具有入世性格的宗教观念又因其宗教理念上的差异性，影响东西方分别发展出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性格和社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