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驾驶汽车如何破解"电车难题"

当前,自动驾驶汽车发展迅速,但是现实版的"电车难题"也正成为自动驾驶汽车绕不开的发展障碍.本文将自动驾驶汽车面临的决策困境总结为三类问题:保护财产还是保护人员;保护驾乘人员还是保护行人;牺牲多数人还是牺牲少数人,并根据责任伦理理论制定了解决以上决策困境的原则,进而又依据这些原则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路径与模式选择

围绕中国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路径与模式选择问题，提出了一个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整体治理模式，即多阶段混合主导型碳中和实现模式。这一模式是以国家为核心，在一定时期和内外环境约束下，通过减排和增汇路径，对中国境内由人类活动造成的CO2排放与人为CO2吸收量之间关系进行调整和平衡的过程；其内部由宏观、中观和微观三层结构组成，每层结构各不相同。多阶段混合主导型碳中和实现模式的提出，拓展和完善了气候变化整体治理理论，为气候变化治理提供了机制借鉴。     

基于负责任创新的工程伦理探析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开展负责任的创新实践、培养负责任的创新主体.负责任创新理念强调技术创新过程中多方行动者共担责任,共同实现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引发了工程伦理中底线责任的提升、激励性维度的突显以及责任主体的扩展,对侧重于工程师职业伦理规范、过失-责任追究的工程伦理实践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负责任创新的视角,中国工程伦理实践教育可着力于3个方面的发展——培养多元伦理行动者、提升前置性伦理敏感度、增强参与性伦理行动力,以回应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需求.     

企业绿色创新实践如何破解“和谐共生”难题？

在当前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制造业企业亟须借助绿色创新突破制度和效率困境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本研究立足本土"和谐共生"文化,基于二元合法性理论,构建了一个条件过程效应模型,探讨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内在机制与边界条件。基于2013～2018年我国重污染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1)绿色工艺创新、绿色产品创新均能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但绿色工艺创新相比绿色产品创新更能改善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绩效,而绿色产品创新相比绿色工艺创新更能提升企业财务绩效;(2)二元合法性(适应合法性、战略合法性)的中介作用揭示了绿色创新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关系中的和谐机制;(3)伦理型领导正向调节二元合法性在绿色工艺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但未能显著调节二元合法性在绿色产品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为此,本文进一步设计Post-hoc检验,结果表明:伦理型领导与绿色补贴的交互作用可以增强二元合法性在绿色产品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此外,经过一系列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本研究不仅从细分维度丰富了绿色创新理论研究范畴,为绿色创新与二元合法性理论的融合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为制造业企业的绿色创新实践提供了理论借鉴和指导。     

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百年来党内政治生态大致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良好开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曲折发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逐步修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全面净化等发展阶段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基本经验主要包括:发扬民主与依规治党是实现"六有"党内政治生态目标的关键;始终做到"两个维护"是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首要任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根本价值取向;坚持系统思维是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根本准则和重要方法;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反腐是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关键环节;抓领导干部"关键少数"是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重要保证.在新的发展阶段,党内政治生态呈现出从"明显好转"到"根本好转"的发展趋势.     

绿色技术创新伦理何以可能

绿色技术创新伦理研究有两种方向,即"在道德体系中关注绿色技术创新"与"在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中关注道德".其中,绿色技术创新伦理研究的科学性是这两大致思理路得以展开的前提性元问题,即"绿色技术创新伦理何以可能".对这个伦理预设问题的回答,要立足于"绿色技术创新的伦理属性",即在其外部伦理支持与内在伦理倾向的双重根据上给予回应.在伦理支持上,绿色技术创新需要伦理秩序规范引导,需要伦理尺度评价判定,需要伦理智慧排忧解难;在伦理倾向上,绿色技术创新是伦理意向的特殊显现,是伦理运动的规模集结,是伦理精神的深度召唤,它们共同回答了绿色技术创新伦理研究的元理论问题.     

可持续发展视域下研究生工程伦理教育研究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在工程建设中的使用越来越频繁,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工程伦理问题的出现,更加呼吁改变已有的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可持续发展观开始盛行,并成为对研究生进行工程伦理教育的理念引领.     

文化产业的数字生态与高质量发展路径

在数字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过程中,文化作为一种渗透性要素和成长性因子,实现与数字化方式相融合的新质态,逐步构建起文化产业的数字生态。数字文化产业的新质态蕴含了强大的内生动能,工具革命、生产革命、交换革命和思维革命成为激发精神主体创造活力的动因。从文化产品对于人的精神满足需要出发,数字文化产业在其生态基础构建、精神体验创造、主体认知更新和社会人文发展上形成的相互交织、逐级递升的价值链条,体现在成果数字化、场景多维化、数据集成化、产品智能化四个方面。从文化资本、文化主体、文化市场和文化安全四个方面加以统筹考量,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要以保护知识产权、开放共享数据、规范市场秩序、守稳安全底线为主要路径。     

沈国舫生态保护和建设学术思想研究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对生态保护和建设的系统研究也逐步加强.沈国舫先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副院长,长期在林业、生态、环境领域开展理论研究和政策咨询,在生态保护和建设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和论述.他认为生态保护和建设应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基础,应从客观发展规律和我国本土特色出发,提出生态保护和建设的综合措施,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工生态系统分类施策.这为我国生态和环境领域的重大政策制定、重大工程实施和国际交流合作提供了决策支撑,为我国生态保护和建设事业贡献了具有针对性的、值得借鉴的新的理论和方法.     

人工智能:技术条件、风险分析和创新模式升级

本文从两个方面探讨人工智能(AI)伦理和治理.一是现有AI成果的技术条件——封闭性.现有AI技术的应用要求场景是封闭的,所以AI的强大能力并非完全通过自主学习而获得.本文研究表明,受到广泛关注的用户隐私等问题,源于行业规则滞后、传统设计范式的伦理非封闭性和长期效应的预测能力不足.二是技术应用的外部机制.目前主要依靠熊彼特模式,其先天局限性是诸多伦理风险的深层原因,并限制了新技术在重大社会问题中的应用.本文基于对熊彼特创新向公义创新升级的时代趋势的分析,提出构建公义创新动力机制的若干路径,并以养老产业为例,阐述公义创新在创造性解决重大社会问题中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和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