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日教育不同路径对甲午战争的影响

甲午战前三十年,日本锐意引进西学,推行国民教育,普及基础知识,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增强了军队制胜的人力因素;而此阶段之中国依旧为没落的封建传统教育,所实施的洋务教育有很多局限,其时人才不济,民智未开,思想僵化,严重制约了军事近代化建设中官兵素质的提升。近代中日不同的教育路径与甲午战争的结局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北洋海军官兵甲午战败的心理因素分析

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官兵心理素质较差主要表现在:一是部分官兵对战争的发生和发展存在错误的认识和判断,不能把握战争的主动权;二是部分官兵在战争中的情绪管控能力较差,不良情绪得不到正确疏导反而迅速扩散;三是部分官兵战斗意志品质低下,面对挫折和失败的心理承受能力弱。而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有:晚清腐朽的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根本影响;平时忽视军事素养和军人性格的塑造;在日常训练中缺乏有针对性的近似实战的演练;战前缺乏充分的心理准备和动员。     

北洋水师与它的“洋顾问”琅威理

正1894年~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惨败而结束。这场战争,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甲午海战"中黄海一役的失利。此役中,号称"亚洲第一舰队"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北洋水师完败的原因种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军纪松弛。说起北洋水师的军纪,公认以英国人琅威理辞职为分水岭。正是这位洋教头,在近代中国创建海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甲午殇思》思制度

在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新华社解放军分社与参考消息报社联合策划《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专栏，邀请28位将校级军事名家分别从学术、制度建设、战略战术、文化等多种角度反思甲午战争的教训与启示，这些论述对国人重温历史以及当代国家建设与国防军队建设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论福泽谕吉对旅顺大屠杀事件的评论

1894年11月旅顺大屠杀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面对国外舆论的批判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发动日本报纸为日军暴行进行掩盖与辩解。此时,福泽谕吉完全追随了日本的对外政策,在自己创办的《时事新报》上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其掩盖与辩解既体现了对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偏见,也说明了其在甲午战争前所主张的"文野之战"是掩盖日本侵略中国与朝鲜本质的借口。     

甲午战前中日外交话语权之争

英、美等国对日本挑起甲午战争持“中立”态度，实即对日本废除中国在朝宗主权的支持，背后则是必欲破除中朝宗藩关系的心态，各国的底线亦仅止于此。在战前争取欧美支持及国际舆论的外交活动中，中国的宗主权话语体系完败于日本的国际法话语体系。以朝鲜独立和改革为幌子，日本瓦解了英、俄均曾有意进行的调停活动。美国则采取作壁上观的心态，乐见日本扫除中朝间的宗藩关系。日本的利益许诺和外交欺骗背后是以近代国际法为理念支撑的外交体系。甲午的战败，虽然标志着清政府调适中朝宗藩关系的失败，但对宗藩关系本身的评价不应以此次战争的结果为唯一前提。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知识阶层的“天职论”

中日甲午战争前后，福泽谕吉、内村鉴三、内藤湖南等知识阶层纷纷发表文章探讨日本应尽怎样的天职，这些出自不同思想派系的“天职论”，尽管论述角度及论述内容各有不同，但都涉及到了在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的融合、对峙、冲突的复杂纠结中日本如何定位的问题，都将日本行使天职的对象设定为中国及朝鲜等东亚国家。探讨和分析甲午战争前后的“天职论”，不仅能够透析日本当时流行的东洋观、西洋观及对华观等各类问题，同时有助于认识日本知识阶层在明治政府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过程中起到的特殊作用。     

甲午战争时期福泽谕吉的“朝鲜改革论”

甲午战争前,朝鲜甲午农民战争的爆发被日本认为是侵略朝鲜的"良机",也为福泽谕吉提供了实现其积极鼓吹的"朝鲜政略"的机会。甲午战争期间,福泽谕吉阐述了自己的"朝鲜改革论",为日本"改革"朝鲜寻找"正当理由",并为此积极地出谋划策。福泽谕吉的"朝鲜改革论"随着甲午战争的进程而有所改变,大体上追随了日本的对朝政策,其只不过是在其文明观掩盖下的对朝鲜的"侵略论",实质就是使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正当化。     

甲午战争期间清军真实战力分析

甲午战争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中日两个国家的命运。这场战争,可以说是继鸦片战争后清末新政结束前对近代中国发展道路影响最深的一次战争。对中国而言,至今仍在追问战败的原因中难以释怀,对甲午战争诸多疑问的解答,仍然横亘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本文拟从清军军事实力这一极微的视角,解读中国战败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