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类自媒体对抑郁症患者认知及就医态度的影响研究

本研究根据抑郁症患者对健康类自媒体的接触现状，构建了自媒体信息接触对患者认知及就医态度的影响模型。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基于213位抑郁症患者的问卷数据，对比了抑郁症患者与普通人的认知差异，考察了抑郁症患者的“多元无知”现象，并探索了媒体信息对患者人群的影响。研究发现：（1）抑郁症患者与普通人对抑郁症的实际认知之间存在偏差，出现多元无知现象；（2）抑郁症患者感知自媒体存在偏见，进而高估普通人对于抑郁症患者的负面态度，由此强化病耻感；（3）抑郁症患者推测自媒体会对其他抑郁症患者产生负面影响，这种感知也增强了患者自身的病耻感；（4）抑郁症患者的病耻感对其就医态度产生了负向预测效应。本研究的发现有助于从传播效果的理论层面解读抑郁症患者的病耻感和就医意向，对改进健康信息传播策略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信息社会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构造

信息社会的本质是能够产生个人信息法律关系,信息流是解构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关键,也是个人信息法律关系产生的直接动力.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主流构造分别以信息自决、隐私和人格权益为基础,其中,国家利益成为个人信息法律关系构造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三种构造模式分别体现出个人与企业,个人与国家,个人、企业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利益平衡.由于利益平衡体现出的幸存者偏差效应,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构造以主体场域信息自治为中心,具有合理性和现实性.     

体育强国视域下体育治理的问题与出路

体育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直接关乎国家治理的时代进程。近年来,国家层面相继提出“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战略,如何通过有效的体育治理来实现体育强国战略,是推动我国体育事业改革的重要课题。目前我国体育治理目标定位与现实社会环境之间还存在偏差,体育治理组织形态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体育政策的执行,同时体育治理利益多元博弈对体育治理方式提出挑战。体育治理必须以满足人民群众的体育文化生活需求为根本导向,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方式等层面进行深度改革,助力体育强国的实现。     

坚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不断做好新时代老干部工作

面对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服务管理新局面,冀中能源峰峰集团老干部处党总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省委九届九次全会精神,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立足“一切为了让老干部满意”的工作目标,坚持“维护老干部队伍稳定”工作基调,树立“党建+”系统思维,打造“党建+”融合模式,构建了以党建为引领、统筹推进老干部工作的新机制。     

属性集容量确定的夹挤式测度模式及其推算模型

迄今，为解决多属性偏好关联决策属性集容量判断指数复杂性难题所提出的λ模糊测度模式与k-可加模糊测度模式，以及建构在它们之上的属性集容量确定的推算模型，尚存在着适用性差的技术不足。为此，以平衡容量判断的可操作性和容量推算的准确性为视角，提出了一种新容量测度模式，即关于容量判断与推算的夹挤式测度模式，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引入决策者较易判断给出的容量序信息构建了相应的容量推算模型。基于数值模拟的对比分析表明：新模式不仅在应用可行性上高于k-可加模糊测度模式，而且从容量推算的准确性上看也明显优于λ模糊测度模式和k-可加模糊测度模式，因而对实际决策具有更强的适用性。     

“担保国家”的内涵及其与“合作国家”之比较

国家角色模式的演变主要着眼于国家任务的承担及其实现方式的变化，近代以来，国家角色模式经历了从夜警国家到福利国家再到担保国家的三次嬗变。民营化及公私合作的发展促使国家与私主体越来越多地共同承担公共任务，分担了福利国家的给付之累，也促进福利国家模式向担保国家模式转变，其中，行政任务的民营化及公私合作是担保国家模式的主要背景，担保国家理论便是要探讨在民营化及公私合作背景下国家对公共任务的最终落实如何承担担保责任。担保国家与合作国家内涵相近但各有侧重，且均有重大意义。     

我国个人所得税以征收模式和征管水平为改革重点的研究

个人所得税是组织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税种,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面对着贫富差距的拉大、个人所得税收入占GDP、税收总收入的比重偏低的现状,我国必须对个人所得税进行改革,改革要分步骤推进,目前改革的重点就是要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征收模式和提升征管水平。     

双重城镇化率的演变过程、面临挑战与应对策略

当前衡量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指标有两个：一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二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之间，横隔着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双重城镇化率的存在，源于与资本原始积累相依存的城乡二元体制与要素价格剪刀差。通过该制度的设计，人为地降低工业化、城镇化的成本，以加快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在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的背景下，这种城镇化模式还有发展的空间，当农村劳动力供求出现“拐点”，这种城镇化模式就难以为继，客观上要求必须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取代传统的城镇化。用户籍人口城镇化取代常住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的必然趋势。我国对外来人口实行居住证制度，作为农民工市民化的过渡性措施，或作为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过渡性措施。但对于外来人口来说，其利益最大化的模式，是既保留农村户籍又持有城镇居住证。这就决定了双重城镇化率将存在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