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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秦浩翔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0(3):82-92
15-18世纪,广西梧州经历了从“军事重镇”到“商业重镇”的社会变迁。正统年间,大藤峡瑶乱日益严重,开启了梧州地区的军事化进程。景泰、天顺年间,动乱愈演愈烈,为统一事权、协调资源,成化六年,两广总督开府常驻梧州。此后,梧州军政建设不断加强,并成为岭南军事重镇。明后期,随着地方秩序的逐渐稳定,梧州军事地位日益下降,社会经济发展受到重视,开始向商业城镇过渡。清前中期,梧州山区得到大力开发,米粮、食盐等传统贸易亦保持兴盛,逐渐形成以苍梧戎圩为中心的商业贸易网络。至18世纪,梧州成为商业重镇,社会风气亦渐趋奢华。梧州个案表明,边疆重镇的形成和发展与区域秩序控制、国家权力渗透、山区经济开发等因素密切相关。 相似文献
2.
中世纪至近代早期,海煤逐渐发展成为英格兰重要的贸易商品。贸易交换的增加,带动了英格兰的海煤消费。因此有学者认为,英格兰近代早期的城市污染与海煤的贸易和使用有密切关系。通过梳理英格兰海煤的贸易轨迹,得知近代早期英格兰海煤的贸易特点:以纽卡斯尔和布里斯托尔为典型的出口港口,以伦敦为典型的进口港口。近代早期英格兰的城市污染,尽管有消费海煤带来的影响,但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直接相关。海煤在英格兰近代化的历程中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 相似文献
3.
打赢脱贫攻坚战后,要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目前中国农村地区的能源贫困问题仍然大量存在,固体燃料消费占比偏高,电力供应不够稳定。本文运用2012—2018年的CFPS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农村地区的政府转移支付对受助家庭多维能源贫困的影响,结果发现,获得转移支付使得受助家庭的整体多维能源贫困和各个维度的能源贫困都减弱了,且政府转移支付对能源贫困的削弱作用从西部到东部逐渐减小。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转移支付的积极能源扶贫效果可能在于提高了受助家庭的自我发展能力,增加了家庭的电力消费,并且使得家庭转而使用更加清洁的做饭能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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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开展海外能源合作是保障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环节。进入21世纪,中国在提升自身海外能源合作能力方面有了较大转变。总体而言,以提升能源合作的结构化影响力为主要方向,以改变能源合作关系中的结构性制衡为重要手段,以全面提升中国参与全球能源变革的综合实力为核心目标,具体包括:首先,对能源领域中集合资源禀赋与技术禀赋的“能源分配主体”,积极推广中国倡导的“能源关系结构”,进而实现对国家能源外交行为的正面塑造。同时,对有能力干预国际能源合作进程的制度性“能源约束主体”,扩展完善中国构筑的“能源制度结构”,进而降低关于“合作信号”的误读,保障合作周期的连续性。最后,量化宽松能源资本结算市场中的“能源交易主体”,正视人民币石油期货的交易载体属性,推动搭建灵活的“能源结算结构”,为中国海外能源合作营造良好外部环境,进一步为提升国家参与全球能源变革的综合实力进行合理“加持”。 相似文献
10.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5-12
交通运输是推动区域时空格局演变的核心因素。1949年后,交通运输的发展不断推动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与外部社会的互联互通,时空压缩效应日益显现。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密切相关的符号象征、社会整合和民族自信,为民族地区实现经济稳定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发挥了关键作用,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未来,应进一步加快西部民族地区交通建设的步伐,处理好与交通发展密切相关的经济、生态、文化问题,依据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情况适时调整相关政策,借此构建一种建设性的民族主义,进而将其转化为多民族国家的制度建设,从硬性的物理铺设和软性的文化构建两个方面共同创造出一个更为连续的国家空间,使之成为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基础。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