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个人的历史作用问题——读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851年12月2日(雾月十八日)凌晨,法国一个才能平庸的人物路易·波拿巴,依靠国家机器、军队和警察进行了蓄谋已久的政变。政变给资产阶级苦心经营起来的立法会议以沉重的打击,整个法国软弱无力地跪倒在军队的枪托之前。这一历史性的事变,使轰轰烈烈的1848年欧洲革命偏离了它原有轨道,最后陷于一个可笑的结局——复辟帝制。恩格斯对此曾说过:“这个事变象晴天霹雳一样震惊了整个政治界,有的人出于道义的愤怒大声诅咒它,     

论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哲学特质

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基础是以大工业生产实践为基础的现代经济社会,近代对这个社会真正作出科学理解的是经济学,新哲学以经济学为基础实现二者的内在同一是历史和逻辑的必然.蒲鲁东是第一个自觉地将哲学经济学化、经济学哲学化努力的思想家,他对马克思实现哲学的经济学转向具有重要启示和推动力.哲学和经济学的内在融合构成马克思真正实现总体性全方位的理论革命的基础.马克思哲学就是经济哲学.     

论多重理论语境中“贫困”之意蕴

从蒲鲁东的理论视野来看,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是一个"矛盾的体系",并且其理论支撑与内魂是形而上学的逻辑。因此,蒲鲁东判断,作为"矛盾的体系"之经济学中的"哲学"是"贫困的"。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以蒲鲁东为直接批判对象,而处处都将批判指向德国哲学,尤其是黑格尔观念论哲学。在批判的过程中,深刻地阐释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在波普尔的理论架构中,波普尔按照他批判理性主义的科学发展模式与逻辑、方法原则与标准来审视社会科学,包括历史科学,进而对社会科学中的"社会实验"、"社会规律"都一一加以否定,其目的是试图按照自然科学的原则和逻辑来建构"社会科学"。"理论"要超越"贫困",就必须坚持理论面向现实生活的根本原则,抓住现实生活或时代的根本问题,一言以蔽之,"理论"必须以"真实的问题"为指向,方可彰显理论在批判现实、建构未来之途上的革命性和丰富性。     

对蒲鲁东的批判给马克思带来了什么?——《哲学的贫困》的思想史地位辨析

蒲鲁东在关于社会进程及人类理想目标之实现道路等问题上的解读路径与马克思有着明显的不同,他是完全站在抽象法权的基础上来进行理论运思的。蒲鲁东根本瞧不起从现实发展的角度来理解社会进程之本质的思路。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一方面彰显了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在经济学领域中的良好运用,从而使他的这种批判显现出很强的针对性,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经济学研究水平滞后的前提下,马克思尚无法清晰地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历史理论,他在批判蒲鲁东时沿用了在批判费尔巴哈等人时已形成的阐述思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深层内容的理解。     

论马克思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批判

本文依据马克思的文本，系统考述马克思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在该批判 中所拓现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重要层面。     

新世界观的第一次公开问世——对《哲学的贫困》的解读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第一次公开问世.正确把握<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的"矢"与"的"的关系;新世界观的"创立"与"公开问世"的辩证关系;以及马克思的思想进程.唯物史观是<哲学的贫困>新世界观的核心,对蒲鲁东唯心史观的批判,本质上也是对西方整个政治经济学哲学基础的批判,要害是对经济范畴本质的揭示和科学规定.采取论战形式将新世界观公开问世,是由马克思与蒲鲁东关系之历史演变形成的.     

关于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的几个问题——兼评董必荣《马克思如何理解经济学的哲学贫困——以〈哲学的贫困〉为例》

要正确解读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必须研究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和马克思恩格斯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关于蒲鲁东的一系列论述。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这一崭新的理论武器对蒲鲁东所谓的"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进行了彻底批判。经济学和哲学要实现内在的结合,《哲学的贫困》给我们的启示是:"结合"的目的不仅在于认识世界,更重要的在于改变世界;"结合"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要以实践为基础,从中不断吸取养料,保持理论旺盛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解读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从《哲学的贫困》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从经济哲学视域看,《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展现出的两种不同的哲学基调,决定了蒲鲁东与马克思的经济学理念的分野;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但是马克思所批判和仰赖的对象,而且构成了蒲鲁东经济学的哲学根基,不过蒲鲁东凭借辩证的直觉提出的系列辩证法是类似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脱离历史的纯粹理性,无论思辨哲学还是批判哲学的“二律背反”,是不会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的,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历史地批判和历史地解读,在于从思想的发展中汲取有益的启迪;这既使人摆脱愚蠢的聪明也摆脱聪明的愚蠢。历史的辩证法总会折射出它的类似逻各斯或道的普照之光,即便是解构了的元素也有自身存在的根据或前提或原因,因此马克思的批判和蒲鲁东主义的现实影响都是不可小觑的。     

财产关系为什么会成为理解现代社会的“斯芬克斯之谜”?——重温《神圣家族》对《蒲鲁东》的分析和评判

财产关系是贯穿马克思考察和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长达四十余年历程的核心议题之一。但发现这个问题不是他的贡献,他更注重的则是把握和理解这一现代社会"斯芬克斯之谜"的思路和方法。《神圣家族》的思考表明:蒲鲁东对这一问题的探究有突破,但局限性仍然存在;而以埃德加尔·鲍威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由于思维方式的错位对此几乎毫无贡献;而马克思在二者基础上较为清晰地阐明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点和思路。尽管较之于后来的《资本论》这种讨论还是初步的、属于起始点上的,但是从中所昭示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和特征却是不应被忽略的。     

蒲鲁东与马克思在劳动问题上的差异

劳动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亦是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蒲鲁东的关键所在。蒲鲁东从批判作为所有权的基础——劳动出发,力图确立和建成维护社会平等与正义的公约。而马克思则以劳动问题作为突破口,关注现实的人及其历史的发展进程,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找到了解开人类历史和生存矛盾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