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九江市：行政化给社区自治让路

能否让社区享有充分的自治职能,避免行政化倾向,是关系社区建设成败的关键。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为此做出了努力。明确社区职能,理顺工作关系。为强化社区自治职能,浔阳区围绕明确社区职能开展了调查研究,在反复论证的基础上,明确赋予社区“三权”,即自治权、协管权和监督权。将     

资源下乡、行政化与基层治理困境

在国家治理转型过程中,资源充裕地区通过强大的资源能力推动村级治理行政化、进行村庄公共品建设,但却出现基层治理能力弱化、资源使用低效的现象。以人居环境整治为例,从制度、管理、资源、统计四个方面对村庄行政化路径及其表现进行分析,展现行政化对村庄社会的吸纳过程。研究结果发现:村干部受职业化身份、上级强考核监督、规范化资源使用程序的三重约束及村内网格管理体系对村组双层治理结构的取代,村级组织缺少能动空间,村级治理逐渐保守化、消极化,基层治理陷入困境。因此,要探索村级治理中行政化的限度,使其形成与自治的均衡关系,以实现基层善治。     

大学去行政化的路径分析

所谓的大学去行政化是要明确大学的真正定位,转变大学行政的角色定位,彰显大学学术权力在大学中的主导地位。本研究主要通过对大学行政化的由来及现实困境的分析,针对大学行政化的突出表现,具体提出大学区行政的主要路径,探索大学去行政化的现实策略。     

现代城市基层治理中的逆行政化问题研究

在新型城镇化战略进一步推进的过程中,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中国家与社会力量之间出现了此消彼长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层治理的逆行政化趋势。国外的"反行政"理念为这一发展趋势提供了分析的框架。在当下中国,业已改变的城市治理环境以及社会力量在基层治理中潜在的比较优势成为城市基层治理逆行政化发展的基本动力。今后一个时期,城市尤其是社区层面应在政府角色、社区性质、治理思路、治理模式等方面进行适应性调整,以满足我国城市发展和转型的需要。     

社工模式:上海行政化VS深圳民间化

作为中国社会工作的尝试,上海和深圳分别推出了高度行政化的与官方机构紧密对应的架构模式和靠政府放出资源让社工机构参与竞争的模式。2004年,在上海市政法委的     

中国高校泛行政化的源与流——基于对古代官学系统的图谱分析

高校的泛行政化并不是当下才有的现象,而是古已有之。弄清高校的这种泛行政化现象的源头所在以及高校泛行政化的具体流变过程,需要对我国古代官学系统进行系统的分析,用图谱演绎的方法来对古代官学系统演进过程进行研究,是实现对高校泛行政化溯本求源的有效方法之一。     

浙江平湖：推动志愿服务常态化机制建设

当前，大多数地区的志愿服务普遍存在相同的问题，即公民志愿服务意识不强，志愿服务行动突击、零散，志愿服务行政化倾向较重，志愿服务专业化程度不高，志愿服务激励制度不健全等，这些都是阻碍志愿服务常态化机制建设、制约志愿服务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为化解和突破这些问题，浙江嘉兴平湖市在志愿服务的常态化机制建设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形成四项机制，推动了全市志愿服务事业的良性发展。     

社工的行政化困境

社会工作者的根在基层，基层也是上面千条线落地的地方。行政工作占据了基层工作者大量的时间，而社会工作的行政化问题也随着社会工作者在基层的大量引入浮出水面。与简单的社区工作行政化有所不同，社会工作的行政化既包含社会工作者因行政工作事务缠身而行政化，即社会工作者被行政化；也包括社会工作者在开展专业服务的过程中承担大量的行政性事务而行政化，即社会工作服务被行政化。无论哪种被行政化，都使社会工作者无法全身心投入到专业服务中。让我们听听来自各方的声音，以期寻找出一条更好的途径，让社会工作回归其职业本位、专业本位。     

主审法官制探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又明确提到"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主任检察官、主办侦查员办案责任制,落实谁办案谁负责"。主审法官制,成为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对于保证法官独立办案、提高诉讼效率以及促进法院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具有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