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平台对用户生成数据的权益性质

用户提供并存储在网络平台上的数据系网络平台经营者的营业财产的一部分,网络平台经营者对其享有营业权.营业权的保护方式更类似于受法律保护的利益而非绝对权,在认定第三人获取网络平台的数据是否构成侵权时,需要法院基于个案对相关权利和利益进行权衡.网络平台经营者对于平台上的数据进行保护时可以采取技术控制和协议控制两种方式,但都不应逾越合理的限度.当网络平台经营者的数据权益遭到第三人损害时,如果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存在商业竞争关系,应当优先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救济;当两者之间不存在商业竞争关系,或者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不足以救济受害者时,可以适用侵权责任法给予受害者以救济.     

美好生活、民生保障与劳动幸福权的最大化实现

美好生活是一种人人期待和向往的生活状态，但要使得这种生活状态成为一种可测量和可触摸的具体存在，则离不开劳动幸福权概念的出场和引入。美好生活在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与当前阶段的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最大限度地实现劳动幸福权。只有最大限度地实现劳动幸福权，民生才能真正得到保障。这样的新型民生保障与传统的那种救济型、仁慈型、施舍型民生保障是完全不同的，它属于更加深层的民生保障。这样的深层民生保障的实现需要建立在劳动幸福权理论上才能得到学理支撑。劳动幸福权是每个人皆拥有的不可转让的初始权利，体现的是每个人获得属人属性的天然权利。它既是一切合理性之合理的根据，也是一切不合理性之不合理的根据。每个人都需要在创造性的诚实劳动中实现劳动幸福权。     

联盟式电商共同配送的利益合理分配

当前,在国家试点推行的联盟式共同配送过程中,利益分配是联盟企业首要考虑的焦点问题。试点城市推行联盟式共同配送,能较为有效地解决物流配送中的成本高昂、效率低下、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现实问题。通过制定合理的标准和要求,搭建利益共享平台,吸引联盟企业积极加入。在保证配送服务质量的同时,通过合理优化流程降低配送成本,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联盟作用。注重利益分配模式,制定科学的利益分配方法,将联盟成员的贡献进行量化考核,公平公正解决联盟企业的利益分配问题。     

论互联网医药广告的法律规制

魏则西事件引发了公众对互联网医药广告的广泛关注,但我国对互联网医药广告的特殊性和违法性标准缺乏明晰界定和系统规范。我国主要采取行政手段监管违法医药广告,实行分别立法、分割监管、属地管辖的监管方式,已无法应对互联网媒介的地域超越性、可及性强的特性。应制定统一的互联网医药广告立法,赋予单一行政机关监管权以改变监管权分割、碎片化的状态;通过网络化的监管方式,建立以违法互联网医药广告案件为中心的"首接制"行政管辖机制,形成跨区域、跨部门协作的行政监管执法模式。     

两权统一影响旅游上市公司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机制分析

本文基于旅游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两权统一"并不一定会提高上市公司的内部资本市场配置效率,尤其是对于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旅游产业而言。当政府是旅游上市公司的最终控股股东时,"两权统一"程度的提高使其对管理者的监督效果大大提升,从而使资本被优先配置到能够满足地方政府多元化目标的业务或部门,进而降低了旅游上市公司的内部资本市场配置效率。因此,"两权统一"仅仅是提高上市公司内部资本市场配置效率的必要条件。     

被遗忘权的制度缺失、发展困境与中国构建路径

数据时代面临的个人信息受到侵害、个人隐私泄露、算法歧视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应将以保护信息主体权利为目的的被遗忘权确立下来。欧美被遗忘权在隐私与自由之间存在的冲突背后所体现的是被遗忘权对于各国需求的重要性，我国现有法律制度中规定的删除权与欧盟所确立的被遗忘权是不能等同的。现行被遗忘权面临着调整对象的设定缺陷、权利内容的设定偏差、责任主体的设定不足三方面的发展困境。学者热议与实践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应当引入被遗忘权，并应从调整对象的优化构建、权利内容的改造构建、责任承担的明确构建搭建起中国的路径选择，以解决网络信息社会的发展带给我们的新挑战。     

乡村振兴背景下宅基地资格权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意见》提出宅基地资格权,宅基地资格权的增设弥补了宅基地"两权分离"的制度缺陷。宅基地资格权属于成员权范畴,权利主体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非农户,宅基地资格权人享有可期待利益。法律法规应当规范宅基地资格权的取得与退出,该权利随身份的产生而取得,随身份的丧失而灭失。宅基地资格权的典型权能包括宅基地分配请求权、政府征收补偿权、退出权以及退出补偿权。"保障宅基地资格权"是为了"放活宅基地使用权",因此在明晰宅基地资格权相关概念的基础上,针对实践中宅基地上房屋买卖、租赁、赠予、抵押、继承等不同情形,法律法规应当重新规范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相关内容。     

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市场化:现实困境及机制重构——基于成都等地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实践的思考

各地陆续开展的建设用地指标交易试点,既体现了土地指标配置的市场化突破,也因中央政府的风险防控需求、指标交易的法律制度供给不足、地方政府权力的越位及缺位,而面临市场化程度不足和机制扭曲的困境。应当明确指标交易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方向,并警惕盲目扩大市场化引发指标交易制度异化的风险,以坚守底线与风险防范为前提,将指标交易定性为土地开发权转移的本土形态,统筹推进指标交易与"三块地"改革,重构指标交易市场化机制,推动城乡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