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研究

随着数字科技与金融服务的深度融合，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已成为不可逆趋势。域外数据立法试图以规制的方式寻求个人金融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同个人金融数据保护两者之间的平衡。我国个人金融数据经历了从绝对本地化要求到有条件跨境流动的过程。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规制面临多重困境：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规范不清晰和不统一；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安全审查未引入针对金融行业的考量因素；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国际规则制定中难以形成我国影响力。在未来完善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进程中，“进”应树立动态的个人金融数据价值观，细化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具体规制措施，为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的不同场景构建区别化的规制模式；“退”则通过识别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过程中的不同法益，在现行法律体系框架下积极寻求和探索综合且多元的个人金融数据保护路径。     

浅谈二胎家庭父母养育压力来源

随着国家二胎政策的全面开放,二胎家庭的父母养育问题也愈来愈受到重视,其中父母的养育压力也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通过对咸阳市周边幼儿园进行问卷调查,得出父母养育压力主要体现在父母生活经济与养育精力的压力、家庭关系的压力、心理压力(焦虑、抑郁情绪)以及职业压力四个方面。通过此次调查,可以有效地帮助二胎父母科学地减压,同时呼吁社会多关注二胎家庭并给予支持。     

公正司法与网络舆论的冲突与平衡

网络舆论作为一种外部性监督方式,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公开。司法公正的最终实现取决于司法独立。实践中,网络舆论在发挥监督作用的同时,其所营造的舆论压力已远远超出其本身合理界限,严重影响司法活动独立行使,甚至可能引发司法公正失衡。鉴于此,为实现网络舆论的监督功能并防止其损害公正司法,应从司法活动主体及网络媒体两个维度,首先通过建立人民法院信息发布和审判公开机制、加强与媒体的互动交流、完善案例指导制度,促进司法裁判在较大范围内的统一,并通过提高司法工作人员职业化水平,以期推进司法公开,增强理解信任;其次,制定正当规制网络舆论的法律法规、规范网络媒体报道、加强网络媒体的行业自律,遏制虚假新闻,并须增强网络舆论参与主体法律意识,从而构建尊重司法特性的网络舆论监督制度。     

人工智能辅助地方立法的应用与规制

我国地方立法权随着2015年《立法法》的修改扩至所有设区的市，随之掀起地方立法热潮。但目前地方立法的质量普遍不高，存在诸多问题，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能为地方立法开辟新路径。基于互联网及大数据的人工智能，能被应用于资料检索、立项论证、立法公开与意见征集、辅助草案起草、立法后评估与备案审查。与此同时，当人工智能被应用于地方立法工作时，需要确立“辅助原则”，规范人工智能地方立法程序的选用标准，限制人工智能地方立法程序的算法，以此来规制人工智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中介机构参与下联盟企业知识转移的三方利益博弈分析

知识转移是企业保存知识、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中介机构在转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联盟企业间知识转移为研究对象，考虑了企业的不同心理压力，首先建立了联盟企业双方的讨价还价博弈模型；其次构建了考虑中介机构参与知识转移的博弈模型，分析和讨论三方收益变化的影响因素及策略选择。结果表明，在直接知识转移博弈中，转移主体的收益大小与自身的心理压力呈负相关，而与对方的心理压力呈正相关，同等心理压力下知识转出方占优；中介机构参与博弈情形下，中介机构作为协作角色的博弈收益仅受博弈双方心理压力影响，且与知识接收方协作可获得更大收益，而主导角色博弈情形下收益受到三方主体心理压力的综合影响，并在主导知识接收博弈时获得收益更大；中介机构的角色选择与知识转出方心理压力变化相关性不明显，主要受到知识接收方及自身心理压力影响。     

以邻为壑还是以邻为伴?——环境规制执行互动与城市生产率增长

本文采用两区制空间Durbin模型对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执行互动形式进行检验,随后构建SLX模型从本地效应和溢出效应视角将"波特假说"和"污染避难所假说"嫁接起来,全面考察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互动对城市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地理相邻城市间同时存在逐底竞赛和竞相向上的非对称性环境规制执行互动,加剧了污染企业的空间自选择效应,使得地理相邻城市间形成以邻为壑的生产率增长模式。与此同时,经济相邻城市间表现出竞相向上的对称性环境规制执行互动,缓解了污染企业的空间自选择效应,使得经济相邻城市间形成以邻为伴的生产率增长模式。更重要的是,虽然波特效应推动了城市生产率增长,但是污染避难所的存在使得部分企业选择跨地迁移而非就地创新,削弱了环境规制倒逼企业从事创新的波特效应,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推动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的针对性监管和适应性激励,尤其使得地理相邻的城市就协同规制达成共识,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家庭压力与婚姻满意度对农民工实施婚姻暴力的影响

在城乡流动的社会背景下,受到现实家庭压力增加和情感互动变化的影响,农民工的婚姻关系面临较大冲击和挑战。传统的社会文化规范使婚姻暴力行为在家庭范围内合理化。婚姻暴力是家庭暴力的主要方面,是夫妻双方在婚姻互动中面临冲突和矛盾时出现的一种"婚姻危机"。本研究通过2013年12月在深圳市P区进行农村流动人口抽样调查发现农民工实施精神暴力的比例为33.14%,而实施肢体暴力的比例为12.23%,精神暴力在农民工家庭中更为常见。运用Mlogit回归分析发现工作压力会增加农民工实施精神暴力的风险,家庭照料压力会同时增加农民工实施精神暴力和肢体暴力的风险,经济压力对农民工实施婚姻暴力没有显著影响。婚姻不满意会显著增加农民工实施婚姻暴力的风险且对肢体暴力的影响更加显著。因此,精神暴力和肢体暴力既是压力型也是情感型暴力,但对比可知精神暴力更多是压力型暴力,而肢体暴力更多是情感型暴力。进一步分析发现即使在婚姻满意度较高的情况下,随着某些家庭压力的增加,农民工也可能实施精神暴力。精神暴力具有隐密性,不易察觉,但通常对人的身心造成深层次的伤害。在家庭压力较大且婚姻不满意的情况下,肢体暴力的发生可能性显著提高,这将严重损害婚姻福利和家庭完整性。     

为合法经营活动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规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对为合法经营活动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独立规制,是新型犯罪罪状表述抽象化与罪状解释具体化、信息时代信息价值多元化与危害行为多样化、现代社会犯罪治理精细化与刑法评价精准化的内在要求.为合法经营活动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相关规范要素中的“为合法经营活动”应理解为主观超过要素,“获利五万元”应作严格解释,“曾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应作广义解释,“其他情节严重”应包括信息数量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