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产权结构变迁视域下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

农地产权结构是搭建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与宪法秩序有效链接的重要桥梁.从农地产权结构变迁的视角看,我国传统土地增值收益的国有化机制实际在很大程度上符合1982年宪法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地租国有原则及地利共享秩序.然而,由于宪法土地条款一开始就被注入了地利分配具有倾向性的思想基因,长此以往便忽视了农民作为整体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另一半宪法秩序".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国家进行了"同地同权"、赋权于"民"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其实质是宪法秩序的延续而非替代,我国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主要机制仍是征地补偿制度.要实现我国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必须回到社会主义"国家—集体"一元论的完整地利共享秩序中来,并遵循实质平等的要求,通过以"人的城镇化"为目标对区片综合地价进行限定、采取倾向于农村及农业发展的"土地财政"政策、打破城乡户籍二元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方案,推动农民全过程参与、共享土地利益.     

社会结构视角下乡村干部积极作为的多重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乡村干部积极作为是推动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的重要前提.在当前不断加强基层治理的背景下,部分乡村干部仍然存在不积极作为现象,阻碍了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的进一步推进,亟需对其进行系统化的研究.社会结构分析视角为解释上述现象提供有效参考.结果表明:乡村干部的行动在一定程度受到部分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乡村干部的积极作为可能面临多重困境,从而产生不积极作为现象.主要表现为:第一,面对压力型体制下的行政压力和城镇化背景下的生活压力所塑造的压力型社会结构,乡村干部倾向于采取形式主义行政方式;第二,面对由部分乡村集体层面和个体层面的道德因素所塑造的道德型社会结构,乡村干部倾向于遵循"不出事"的行动逻辑;第三,面对由"强关系"属性所构建的关系型社会结构,乡村干部倾向于和地方势力"拉关系",以此获得资源支持.基于此,需要创新发展村民自治制度,多层面提高乡村干部待遇,构建良好乡村道德社会结构,以此改善乡村的社会结构因素,破解乡村干部面临的"结构化"困境,激发乡村干部积极作为的能动性,推动乡村振兴.     

高职在线开放课程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 ——以《生物制品技术》课程为例

将《生物制品技术》课程评价体系中传统的终结性评价改为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融合,构建学校、教师及学生承担评价主体的评价体系.这对深化高职院校药品生物技术专业课程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具有积极意义.     

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研究——基于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视角

科技金融是"第一生产力"与"第一助推力"的有机结合,承担着带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使命.基于当前我国科技金融结合不断推进的背景,文章以2007—2016年我国共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例,运用双重差分法(DID)对科技部、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推行的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试点地区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及机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第一,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能够有效带动试点地区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第二,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试点地区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存在显著的地域性差异,东部最强、中部次之、西部最弱;第三,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能够通过提升地区科技创新水平和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双重路径带动地区经济增长.为了进一步推动科技与金融相结合,提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各地政府应高度重视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正外部性,积极申报试点城市建设.同时,应结合各地市情社情制定差异化试点政策,大力提升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充分发挥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中介作用.     

“两轨六步法”式的产业政策：解读、疑惑与评述——与林毅夫教授商榷

在林毅夫教授构建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理论框架中，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地区产业的比较优势，要使这种优势转为市场竞争力，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就要遵循“两轨六步法”式的行动纲领，指导有为政府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和降低交易费用，使潜在比较优势转化为产业的国际国内竞争力，最终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和超越。对这一范式的解读发现，它存在着产业政策定义多变、潜在比较优势难以量化、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界限不清、产业分类标准不统一等多个缺陷，导致它的逻辑体系和产业政策指南不能无缝对接。就该框架的一致性、连贯性和条理性而言，还存在诸多学理上的问题或错误不能称之为产业政策研究的范式革命。     

“功能性表达性模型”与中国警察信任——基于全国样本的多重中介与调节模型分析

功能性模型认为，提升警察信任的主要方法在于预防和控制犯罪，降低犯罪率与提升公众安全感；而表达性模型认为，提升警察信任更应注重维护社会正义与社区凝聚力。基于提出促进中国警察信任度提高的理论模型，提升公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实现国家和社会整体安全的最终目的，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功能性-表达性模型”与中国警察信任关系的结果表明，功能性模型与表达性模型内部因素之间存在显著路径关系，同时功能性模型显著影响表达性模型指标进而改变公众对警察的信任程度。经调节效应分析后发现，主观社会阶层负向调节被害经历到犯罪恐惧感的直接路径，社交媒体使用负向调节犯罪恐惧感到警察信任的直接路径；在主观社会阶层和社交媒体使用的共同调节作用下，“被害经历→犯罪恐惧感→警察信任”中介路径效应值，随社交媒体使用频率的提升而增大，随主观社会阶层的升高而减小。     

局部平稳部分线性面板数据模型的统计推断

部分线性模型是一类非常重要的半参数回归模型,由于它既含有参数部分又含有非参数部分,与常规的线性模型相比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和解释能力。文章研究带有局部平稳协变量的固定效应部分线性面板数据模型的统计推断。首先提出一个两阶段估计方法得到模型中未知参数和非参数函数的估计,并证明估计量的渐近性质,然后运用不变原理构造出非参数函数的一致置信带,最后通过数值模拟研究和实例分析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国际产业转移、空间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应用索洛余值法,基于2000—2018年的面板数据测度了京津冀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并构建反距离权重矩阵的空间滞后模型(SLM)与空间误差模型(SEM),运用空间回归模型偏微分方法对国际产业转移的空间技术溢出效应进行解析。实证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地区对邻近地区有负向影响;国际产业转移与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呈负相关关系,其对相邻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尚未形成;从直接效应看,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与经济密度指标均对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对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从间接效应看,仅人力资本指标对邻近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负向影响。     

成家不易，守家更难：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家庭转型“陷阱”与风险——以青年男性的处境为切入

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启动了新生代农民家庭的现代化转型，将其置于市场区位与家庭能力角度发现家庭转型面临陷阱与风险。由于中西部农业型地区农民家庭在婚姻市场的劣势加剧了其婚姻成本，而在劳动力市场区位的劣势使得其家庭能力与在城市开展新成立的小家庭的再生产不相匹配，由此使得青年男性面临成家不易、守家更难的境地。那些未能顺利成家与守住家的男性进入被动的个体化进程，由于没有了作为本体性价值归属的“家”的支撑，其个体化呈现出无根性，其生活进入到消极躺平状态。新生代农民家庭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转型境遇进一步形塑出城乡三元结构，即体面进城的完全城市化、正在努力成家与守家的半城市化与未能成家或守住家的去城市化三个层次。农民家庭陷入在城乡间摇摆的半城市化与返乡的去城市化的处境与其在市场区位劣势下的家庭能力不足紧密相关，对此中西部地方政府应通过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与通过制度设置为其提供保障与留有退路，从而探索出与农民家庭能力相适应的渐进稳健的城市化道路。     

基于包装视角的绿色壁垒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几乎每个国家对进口产品包装是否有益于国民身体健康,以及是否有益于生态环境都有严格的规定和标准.在理论分析包装绿色壁垒对企业出口影响的基础上,选取2003-2018年荣成富邦制笔有限公司出口产品均价、数量等时间序列数据,运用虚拟变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虽然随着时间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但包装绿色壁垒对企业出口有显著的阻碍作用.因此,建议通过转移目标市场、调整产品结构、提高生产效率、建立预警和协调机制来应对包装绿色壁垒,提升企业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