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的上博简《诗论》研究

上博简《诗论》以其涉及中国古代经典最核心的部分,受到学术界的特别关注。自20世纪发现《诗论》后,新世纪以来的研究已历经14年。《诗论》研究在篇题、作者及竹简形制,竹简编联、拼接、复原,《诗论》字、词及相关《诗》篇名考释,《诗论》与《诗序》的关系,《诗论》与学术史、经学史、思想史、制度史等方面均取得重要进展,成果丰硕,异彩纷呈。笔者认为,《诗论》与《诗序》的相关研究空间仍然巨大,是最富挑战性的工作,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学术界为此共同努力。《诗论》文本复原、字词考释等基本释读难度极大,学者对此应有充分估计。如果在基本释读没有确认的情况下展开综合研究,难免沙塔之虞。     

现代诗是“戏剧的诗”——九叶诗派诗论研究之二

九叶诗派作为“一群自觉的现代主义者”,其诗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为“新诗戏剧化”的倡导,主张诗从艺术观念、思维形态到语言结构均呈现出鲜明的戏剧性特点;认为现代诗的核心元素已从情感变为经验,只有富于暗示力的文学经验才足当诗的反映对象与表现内容;提出诗歌抒情的戏剧效果主要指表现上的客观性与间接性,并介绍了里尔克式、奥登式、诗剧形式三种模式;强调对语言的二度规范以创造陌生化美感,注重意象的深层蕴含及通过意象运行来形成诗境.     

上博简《诗论》"《小(日文)》多疑"释义

上博简<诗论>"<小(日文)多疑>"论其意旨的两句话似须重加标点,作为重文的"矣心"字当读若疑,并且其一字为句,其下之语是对于它的说明.这样句读的理由在于<小(日文)>一诗所涉及的"疑"有多种意蕴,并且"疑"字在春秋战国时期有多种用法,所以<诗论>作者将其意义限定而予以特指,以准确说明<小(日文)>诗的主旨.     

孔子的诗论与唐诗

孔子“兴观群怨”之说 ,是古代较为系统完备的诗论。它以中庸之道为出发点 ,注重诗歌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表达形式、风格等的适中 ,美与刺、知识性与趣味性的结合等。用这一诗论审视唐诗 ,可以进一步发掘唐诗的欣赏价值、认识价值、中和之美、美刺特性、教育价值、学术价值等。     

诗谶说的文学批评价值

诗谶是鉴诗者将诗歌作品与诗人或相关人物命运相结合,以求诗歌与史实或本事互相印证的一种诗歌批评形式.它包含着兴亡谶、穷通谶(科谶与仕谶)、贫富谶、寿亡谶、祸福谶等内容,是汉儒以谶解诗、诗学与命理学结合的产物,虽然披上了宿命论外衣,却汲取并深化了古代诗论的言志言情、知人论世、诗可以观、气象观诗说等多方面的内在精神.正确评价诗谶对批评地接受传统诗学遗产是十分必要的.     

论理趣

我国古代诗论对理与趣的关系、理趣的审美要求、理趣与诗作艺术表现的内在纽结等予以了多方面阐述。诗作中的理趣大致界分为四个层面 :自然之理趣、人生之理趣、社会历史之理趣、禅道之理趣。理趣的对立面是理障 ,它们在思维机制、言说方式、意蕴指向及给人的感受上都有本质不同。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诗论补释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诗论》经整理及诸家的考释，现大体可以通读，但尚有于字于义未安，斟酌诸家解释，对其部分字作出重新释读，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简的含义。     

指向时代和民族:艾青诗论和人生走向的一致性

艾青是一个始终关注现实的有良知的中国人,他的人生走向就是要为时代和民族做些什么,所以其诗论也就很鲜明地体现着他的这一人生方向,带有明显的致世实用的色彩.他的诗论紧紧地服务于他的人生的方向,两者有着鲜明的一致性.     

神韵说三论

神韵说包括风格论、鉴赏论、创作论，中国古代诗论中的诸多问题，它多有涉及。其产生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神韵说始终处于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之中，这就决定了它博采众长又难以系统化的特点。自然淡远是神韵说的一个侧面，含蓄是另一个侧面．王士祯提倡神韵说，与其创作实践不尽完全统一。     

孔子的情爱思想

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男女爱情的问题，几乎没有哲学家讨论过，儒家讲仁爱，但只是在人伦道德层面上讨论，对于男女爱情则视为私事而认为不值得重视。”似乎我国古代的智者已超越了对爱情这一重要情感的体验，似乎他们不屑于对此进行思索和发表见解。然而这种认识显然颇有可商榷之处。在《论语》、《诗经》，乃至《孔子诗论》中，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先秦时期没有如今所指的“情爱”这个词，情爱现象及其关于情爱的思想却早已产生。在儒家思想的形成之初，孔子就对于爱情问题进行了观察并有过一系列论述。今天，我们有些学者也认识到了孔子关于男女情爱的思想，但是他们往往对这个问题一笔带过，不作深入系统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