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在路上”的身份构建——对奥威尔《牧师的女儿》的解读

奥威尔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了4部小说,其中《牧师的女儿》长期受到评论界的忽视.在这部小说中,奥威尔面对社会庸俗伪善的现实,准确把握了主人公多萝西的内心挣扎与变异.主人公为逃脱人格逻辑悖论,离开家乡进行身份越界的探索,希望以构建新身份的方式得到身心的解放,但流浪漂泊和从业生涯相继失败,最终在回归后以重拾宗教信仰来拯救自我,而这种拯救又是在不断关爱他人中构建自身,所以多萝西的身份构建永远“在路上”.这种构建身份的新方式也体现在奥威尔后期小说代表作中,成为个人面对极权统治的生存选项之一,因此《牧师的女儿》对我们进行奥威尔小说研究具有特定的价值.     

界限与越界:小民族文学的解域化

文章从后结构主义的两个重要概念“界限”和“越界”入手,借鉴德勒兹/瓜塔里的辖域化、解域化和再辖域化等概念,进而深入探讨了卡夫卡提出的、德勒兹/瓜塔里深化的小民族文学概念。作者试图说明,一切文化活动都离不开越界之于界限,变之于不变,小之于大的解域或生成运动。而在当下全球化和后殖民语境下的一切语言、文学和翻译活动都是小民族语言对大民族语言、小民族文学对大民族文学的解域化。     

论《地下铁道》中黑奴的识字与越界

科森·怀特黑德通过《地下铁道》一书重新书写美国奴隶制度下黑奴艰辛的识字历程及由此带来的越界行为,旨在说明以下事实:黑奴识字在提升自我认知的过程中,跨越的不仅仅是由白人奴隶主设定的种种界限,更是挑战白人统治阶级的权威、争取自我权利的斗争,黑奴识字的越界行为在开启混乱、重现黑奴非人的生存境遇的同时,也化身为文化的再生产动力,通过重审界限来确保社会的进步。     

"批评越界"与"话语振摆":文化诗学的"理论链"建构观念

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批评全面崛起于后现代文化的话语场,在与各种当代理论的相互碰撞之中逐渐形成文化诗学的学术品格.在泛文化形态的历史批评中,它提倡文学研究从历史文本转向文化形式而建构跨越学科界限的诗学概念;在历史性的文化批评中,它主张在各种批评理论之间的自由流动而实现跨越话语界限的批评理念.从文学研究的越界批评到文化理论的话语振摆,文化诗学以文化文本的概念重新引入历史文化的整体性思路,在泛文化批评的基础上进一步建构理论话语的对话体系.     

超层越界开采违法行为的认定及处罚

案情介绍：2004年5月，某乡镇食业经国十资源管理部门同意，在某国有磷矿矿区范围边缘划定矿界，并进行了采矿设计，领取了采矿许可证开采磷矿。在开采过程中，该乡镇企业改变了原来的设计方案，将巷道故意偏向国有矿山的矿区范围，后超出自己矿区范围直接与国有矿山打通，造成国有矿山保安矿柱破坏。     

直面纳粹屠犹的理论维度——海登·怀特的“边界”与汉娜·阿伦特的“越界”

在如何再现纳粹屠犹事件上,海登·怀特的相对主义思想不是一种绝对的相对主义,而是以历史事件的客观性与人类的道德判断、主流意识形态为边界。一方面,设定一个边界有助于我们认识真相;但另一方面,边界是把双刃剑,它在揭示一部分真相的同时也会遮蔽另一部分真相。正因如此,才会有汉娜·阿伦特的"越界",超越自己的民族身份、公众的道德评判标准、意识形态,重新去追问纳粹屠犹的真相。从"边界"到"越界"的转变本身就需要也在证明着一种人类的独立思考能力。     

论经济理性、社会理性与政治理性的和谐

经济理性、社会理性与政治理性产生于不同的交往方式,因而相互区别,同时也相互联系.不同的理性之间会产生冲突.不同交往共同体的主导理性之间的冲突,有可能导致理性间的越界与脱节.使三种理性保持和谐的关键是理性的限界和接轨,它对于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长治久安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叙事诗词翻译中的视角转换与语篇连贯

探讨了视角转换、视角越界在构建语篇连贯方面的作用，及叙事诗词翻译中的视角转换、越界现象与所体现的翻译距离，指出译者的职责也应包含在语篇层次上把握原文，最大程度传递原文视角，使译文读者也能真正体会原文作者的意图，实现译文与原文之间的语用对等，缩短翻译距离，保持语篇连贯。     

鲁迅《阿Q正传》的叙事视角初探

《阿Q正传》是鲁迅的代表作,它因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依靠精神胜利法而活着的悲剧性小人物阿Q的典型而受到国内外的广泛赞誉,因此关于这部小说的研究也很多。然而纵观国内外有关《阿Q正传》的文献,学界对《阿Q正传》内容的研究多于对其叙事形式的探讨。文章从叙事学的角度,对《阿Q正传》的叙事视角进行了研究,认为该书在总体的零聚焦全知型叙事视角的模式下,运用了视点转换、视角模式转移和视角越界等叙事策略,从而最大限度地达到了作者所预期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