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空间中的身体”为符号——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中“农民老父亲”的群氓形象和视觉叙事

中国农村题材电影塑造了大量隐喻性的“农民老父亲”形象，以此阐释农村社会关系、人与土地的关系和城乡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农民老父亲”群像脱离了智慧老人的文化原型，从革命和建设的先锋英雄转化为有待启蒙的群氓，并通过强化图像叙事、减弱语言叙事的方式，使图像的隐喻性更为突出。“空间中的身体”是该影像的核心，关系到人与环境的各类对比关系，其内涵可以向性别、阶层、个体/集体、公共/私人多个面向展开。苦味肖像、“劳动空间中的身体”和“人际空间中的身体”三类图像是分析的切入点。肖像镜头背离了中国电影传统，呈现出大面积阴影、沉默和隐匿表情的共同特点。“劳动空间中的身体”图像突出身体和劳作空间的关系，强调身体性（暗示劳作），忽视个体主体性的体现。“人际空间中的身体”图像将视觉传统中“父—子”间隐喻性的上下空间关系反转呈现，将父亲们描述为既处于对立立场又缺乏话语权的旁观者，需要被“子一代”启蒙。“空间中的身体”作为符号帮助建立“农民老父亲”的群氓形象，将相关的文化、经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视觉化，参与启蒙叙事，同时，也将“父亲们”塑造成他者化的“沉默的异化的劳动机器”，参与了对城乡界限的意指实践，使之成为银幕上的文化地理学案例。     

多模态与智能手机片： 展望影视人类学3.0版

从屏幕视角梳理影视人类学史，可以建构影视人类学1.0版、2.0版和3.0版的三分模型。最初的电子音像屏幕是电影院银幕，影视人类学作品是在那上面呈现的，这是学术史第一阶段，即影视人类学1.0版，始于20世纪50年代。学术史第二阶段，即影视人类学2.0版，始于70年代，从那时起，电视屏幕逐渐普及，并催生了专业影视人类学教学和研究机构。立足现在以展望未来，学术史第三阶段即影视人类学3.0版的特征，应该是手机屏幕作为成果呈现载体。影视人类学2.0版和3.0版之间，存在着一个基于电脑的DV阶段，从1995年持续至今。DV阶段可以视为阈限期，它既包含过去的因素，也包含未来的因素。     

作为自我和客我的身体相的能知——广松涉的《存在与意义》解读

广松涉拒绝传统哲学认识论中的主体—客体二元构架,他将对象性客体解构为显相的所与和意义的所识,而认知主体则被拆解为一种关系性二肢存在,即能知的何人(人称上的"谁")与能识的某人。并且,广松涉突出强调处于认识论客体向度的显相世界中的身体,它并非是一个简单独立实存的物性对象,而是一个在感性对象性的"所知以上"的某种东西,即能知的主体,也就是显相给予所面向的关系性的主体,这是一个物性的身体之上的可以知晓关系性格式塔显相的主体。     

土家族“三代还宗”的人类学解释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土家族有返祖还宗的风俗习惯，当地人称此现象为 “三代还宗”“返祖”或“二姓”。此现象可分为三种类型：怀子再嫁、过继养老、入赘。“三代还宗”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相互接济、彼此共担的过程，再嫁、过继或者入赘的人家到了孙子这一辈人，认为养育之恩、父母之情已经报答，需寻回生父，找回自己的根。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祖先的敬仰，也是尽社会道义的责任，对维系土家族社会结构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民族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有着深远的意义。     

技术、身体与资本 ——“微时代”网络直播的消费文化研究

[提要]网络直播的兴起体现着“微时代”媒介技术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在一种“奇观化”和“镜像化”的呈现中，它不仅孳生了网络亚文化的“拟像共同体”，也预示着一种多面相消费文化的形成。在此过程中，技术的泛滥与符号的增殖使得拟像的狂欢进一步放大了情绪的互动，更将主播的身体抽离于自然的意义，使其在一种“情感劳动”的消费模态中被赋予了规训性的审美话语和商品般的价值层级。这种消费文化的形成不仅体现为符号差异与象征资本之间所产生的交换与互惠，也表征着“生存性消费”向“享受性消费”的时代转位；其背后所关涉的则是一种“消费资本化”的驱动和运作。     

生命时长还是生命质量?--凉山州B县HIV/AIDS感染女性抗病毒治疗的地方性构建

本文以四川省凉山州B县彝族HIV/AIDS感染女性①抗病毒治疗的具体实践为脉络,探讨作为医学技术的抗病毒治疗在凉山州彝族地方社会中的现实遭遇。凉山州彝族HIV/AIDS感染女性在医学话语规训的服药持续性与实际服药的间歇性和阶段性之间看似个体行为选择的矛盾,实则反映出国际医疗技术要求的同质性与地方治疗实践的异质性之间的张力,由此凸显文化与社会因素在艾滋病防治中的重要作用,为理解如何提升民族地区抗病毒治疗的依从性,从而为有效提高当地妇女的健康水平提供了思考与解读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