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特曼的城市想象与生态整体观——兼议与中国古典道家思想的契合

惠特曼的城市想象颠覆了城市作为自然对立面的扁平化形象，指出城市文本并非以人类声音为单一主调而构成的平面图景。惠特曼笔下的城市是打破自然沉默的“怒者”,能够激起城市空间中的多维声音，使之交织成城市生态复调。惠特曼建构的生态环境没有延续以自然/人文为双圆心的椭圆范式，而是转“一分为二”为“合二为一”,构成了自然环境与人造空间相杂糅的同心圆结构的生态网络。惠特曼的城市生态思想与中国古典道家的哲学思想相契合，彰显出深刻的生态整体观。     

先秦道家论礼之起源

道家的理想社会是以母系氏族社会遗风为蓝本而构建成的，比儒家的更远古，其对礼起源时间的追溯，也就更加遥远，《鹖冠子》关于礼的起源时间追溯到了天地初立的泰上成鸠时期。与儒家的礼本于人情和本于历史说不同，道家认为礼产生于对人类各种欲望的节制，这与法家的看法相似，但其本质区别在于道家从对人性的破坏这一点出发，认为礼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堕落的标志，具有消极作用；而法家从现实功利性出发，认为礼的出现有效遏制了纷争，具有正面的、积极的作用。     

先秦道家的宇宙观

道家宇宙观的发展，包括宇宙构成物质和生成图式两个主题。就宇宙构成物质来说，先秦时存在“尚气”和“尚水”两种理解，道家认为宇宙构成物质乃是气，并在道气关系的讨论中，主张“道是气”。就宇宙生成图式来说，先秦存在“对象性”和“系统性”两种理解，道家对于相关讨论从“对象性宇宙生成论”逐渐走向“系统性宇宙生成论”，发展出渐趋复杂的生成图式。宇宙生成论发展至此，已经完整而细腻，而后中国思想史上的宇宙生成论大都难以超越此一基本脉络。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观念的汉代“黄老”展观——《淮南子》行政管理思想论纲

《淮南子》对国家治理中的行政管理问题极为重视,秉持黄老道家的立场和理念,形成了深刻、丰富的思想内涵,总体上体现出无为而治的黄老道治理念及精神,其行政管理思想以道家为主,融合法家和儒家的“法度”、“仁义”思想,突显出兼用百家、一体多元的汉代黄老特色,代表了中国古代黄老道家认识的历史高峰,对现代国家治理的良好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四因说演讲录》和《圆善论》论牟宗三的道家诠释

牟宗三在《四因说演讲录》一书中,以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哲学理论,来讨论中国的道家哲学,他牵强地认定,中国的道家是没有实体创生的意旨的,道家的道,是一个非实有以及非必然的理论模型。他还认为,老子的“无”概念,虽然有动力因的意思,但却只是一个作用的姿态,因此并没有真正的形上学意义的创造性,只是一套境界型态的形上学,而不是一套实有型态的形上学。其实,牟先生是把道家的工夫论命题,当作了形上学的命题在解读,因此导致了错解。在《圆善论》中,牟先生又借由郭象的“迹本圆融”之说,来诠释庄子书中的儒家圣王帝尧的形象,这种做法,从儒家立场来说是可以的,但却是违反道家庄子立场的。牟先生只是借非儒非道之郭象哲学,来建立儒家的哲学,并且曲解又贬抑道家哲学。     

《原儒》对道家思想的批驳与认同

《原儒》批驳道家思想的主要理据是圣王模范与大易准则,主要理路是通过孔子儒家的正统观念的疏导与其经典文本的大道全体的诠释,及天人、心物的具体问题求解。总体看,道家思想先天不足,遭遇体用二分的认知困境;其后学主张维护帝制也迷茫本源,遮蔽儒家的大易融贯新论;但其宇宙论与儒家同一宗祖、齐头并进,为实际影响传统中国哲学发展的主要思想势力。具体辨析其显学为老学与庄学,前者是开创者,与儒学在心物问题认识上高度一致,而本体理解上有实质差别,导致其本体隐显的阻隔;后者是光大者,其理据未真正自觉到孔子儒学的阳刚本性,但《庄子·天下篇》内圣外王之道为孔子儒家的学术思想要领。二者归根于孔子儒学,获得本体支撑与雄壮力量,以免陷于枝用、虚荡。     

庄子生命哲学与南方民族文化关系的探讨

庄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生命哲学是其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种种证据表明,庄子哲学与南方民族文化特别是楚地诸族文化有着渊源关系。庄子关于生命起源、生死观念、生命价值等观点,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南方民族文化的影响。     

进取与不争:儒道人生态度优势互补新议

进取是儒家的人生态度,不争是道家的人生态度。传统看法认为,人们身处顺境,取法于进取;身处逆境,取法于不争。事实上,无论人们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儒、道具有不同特质的人生态度均可被采纳,进而实现优势互补。顺、逆两境,皆须以进取为主,以不争为辅。这种优势互补对于个体的生存与发展以及社会的繁荣与进步将起到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