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分封制与郡县制的治理价值与现代借鉴

分封制和郡县制是中国历史上两种重要的政权组织形式。分封制的治理价值在于地方分权、防乱御变,因地制宜、自主灵活,凝聚力量、文化认同;郡县制的治理价值在于中央集权、励精图治,政令畅通、运转高效,选贤任能、任人唯贤。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当吸收借鉴分封制和郡县制的治理价值,营造多元协同的治理格局,构建集放平衡的权力体系,优化运转高效的行政机制,锻造德才兼备的执政队伍。     

综论秦国秦朝实行郡县制的原区

秦朝采用郡县制是其政治制度客观限定的结果。是为了加强对六国故地及边远地区的政治控制，是受秦始皇及其他政治家个人原因的制约。秦国秦朝郡县制奠定了中国地方政治行政体系的基础．构建了两千多年中央集权封建王朝的基本框架，而郡县制支撑的国家民族统一的思想一直深深地影响着后世。     

中国古代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

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权不断巩固与发展,自秦汉以来郡县制一直占主导地位,而分封制也以与西周不同的形式长期延续存在.分封制与郡县制都是君主专制政体下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体现形式,二者的长期争论反映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斗争.     

秦朝"以吏为师"及其相关问题考辨

"以吏为师"是秦国暴政的手段之一,这种畸形教育制度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尊奉法家反对儒家是导致"以吏为师"的根本原因,分封与郡县制之争导致了"焚书坑儒"与"以吏为师","坑儒"事故使"以吏为师"的畸形制度进一步巩固.究其实质,"以吏为师"在于加强思想控制."以吏为师"破坏了秦朝的文化教育,对先秦时期行之有效的"官"、"私"学之教育制度,也是一次致命的破坏.     

释圜钱

圜钱作为秦统一后封建国家法定的流通货币在中国经济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认为圜钱起源于玉璧或纺轮的传统看法不可信。圜钱中的圜与县字通,是古代区域的名称。圜钱最早出现在战国中后期三晋的疆域之中,这应与三晋最早推行郡县制度有密切关系。     

略论汉武帝对封国的处置

自秦统一六国推行郡县制，便与西周以来所实行的分封制产生矛盾。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一直绵延至汉代，刘邦实行郡国并行制加以调和。当汉政权逐步稳固、经济恢复并发展之后，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演变为分裂与统一之争。汉武帝采用政治与法律的手段强力推行郡县制，反击以分封制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对中央集权的挑战。事实上，汉武帝清除分封制并不彻底，一些负面作用逐渐显现，如他对同姓诸侯王及王子侯的严厉处置，打破了宗族势力与外戚势力的平衡，最终导致皇权易主。     

从亭长到皇帝——谈刘邦的成功与领导素质

《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亭长是一个什么官呢？秦代实行郡县制，县以下的组织是乡，乡以下是亭，亭以下是里，里有里正，亭有亭长，乡有三老，这样推算亭长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村长了。也就是说刘邦在他三十多岁的壮年时期作了村长，十多年后的四十二岁当了皇帝，不能否认这是个政治神话。这个政治神话是如何创造的呢？     

大国治理中的国家结构形式选择--基于封建与郡县之争的考察

围绕着“封建”与“郡县”所进行的制度选择、政治争论和观点碰撞是中国历朝历代的一个热点政治课题。在广泛收集史料的基础上,借鉴现代政治学的视野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的封建与郡县之争,既非儒法之争,也非分权之争,而是两种国家结构形式之争,根本目的都是为皇权的实现寻找恰当的途径和手段。二者不是彼此分离的,在政治实践中,封建与郡县往往是有机融合在一起,藉以寻求国家统一与地方活力之间的合理平衡。     

代理人困境与国家治理:兼评“风险论”

向下分权是治理幅员辽阔之国家的必然选择。在中央集权体制下，统治者采取向下分权的时候也会面临治理风险，即如果地方政府取得足够的资源和权力，它们可能对最高统治者构成威胁。曹正汉在考察中国古代统治体制演变时，提出郡县制是帝王减少代理人风险的制度安排，因为郡县制具有避免让单一地方政府强大到可以挑战帝王权威的作用。本文探讨向下分权对于集权体制政治稳定的影响。分权在为最高统治者减少代理人风险的同时，也为统治者创造了规避责难的空间。但向下分权在减少代理人风险的同时，也给统治者造成了多重代理人问题。具体而言，代理人如果没有受到有效约束，他们不但会削弱国家能力，还可能损害政权的合法性，引发社会风险。如何约束代理人始终是最高统治者面临的难题。     

中国传统社会的双轨治理体系——封建与郡县之辨

对于中国社会的考察,要接续潘光旦、费孝通等前辈的学术路径,回到传统社会分析的古典范畴。传统社会由殷周、秦汉之变,以及后续各代的发展变迁,均围绕着封建制与郡县制的辩证关系而展开。封建一方面以宗法、丧服、宗庙等礼制,以亲亲、尊尊的差等秩序为原则,确立了君统与宗统之间的逻辑关联,另一方面则以天命的神圣观,确立了君民之间的自然天养的普遍法则,使民彝与民生成为了根本的治理基础。郡县则强调战国以来的历史势变,革除了封建制各私其土的乱政之源,反而开创了一个“公天下”的世界,确立了一种超国家形态的帝国政制体系。近世以来,王夫之、顾炎武等强调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旨在依据圣人对于三代之制的理解,打破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的集权制系统,重新理顺“公”“私”之辨。不过,对于经学意义上的封建的考察,仍是一件需要进一步推敲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