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郭沫若对雪莱不同接受视点的比较

鲁迅和郭沫若都受到过雪莱的影响,但他们对雪莱的接受有着不同的视点。鲁迅对雪莱影响的接受体现出较强的主体选择性,张扬的是雪莱启蒙者的反抗战斗精神。郭沫若对雪莱的接受则主要是关于诗歌创作理论,在关于诗歌的创作理论上与之形成了强烈的共鸣。呈现出这种接受视点差异的原因主要是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秉承不同的理念。     

中西文化互阐中的“无目的”论——郭沫若早期诗学话语简论

该文坚持中西文化互阐的立场，揭示郭沫若早期诗学话语建构的真相其“无目的”论诗学话语的建构就奠基在中西文化的比照参证之中。郭沫若在倡导文艺“无目的”的同时，并不反对文艺的功利性，有时甚至不惜夸大文艺的社会作用，看起来两相矛盾，但实际上是郭沫若以“人格”为中介，强调个性人格的自然流露与社会性的自然转化，既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又不忽视文艺的特殊规律的结果。     

个人欲望:创造社作家日本体验的基点

在中国近现代学人的留日史与现代思想发展史上,1912年前后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时问点,在此前后的留日学人受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有着不同的日本体验.此前的留日学人的日本体验其实就是日本社会文化的现实经验与建立民族国家这一中国目标的一种感性对话,而此后留日学人的日本体验则更多表现为日本社会的个人生存状态与留日学人自我的生存遭遇之间的感性对话.前期创造社作家群绝大多数是在1913年以后留学日本的.与梁启超、鲁迅兄弟等学人的"日本体验"不同,创造社作家更直接地陷入到了个人欲望的纠缠与挣扎之中.这一方面属于日本大正时期的"成金"刺激的结果,另一方面却也交织着个人生存的种种艰难与屈辱.以个人欲望为基点的日本体验构建了中国新文学作家精神世界中新的个人/国家的关系模式.这一模式,影响着创造社作家们自我实现、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方式,其动力、活力与问题局限都在其中.     

我为人人

有的名人记忆力惊人。据郭沫若《革命喜秋》一书称，成仿吾年轻时帮乃兄翻译了《英汉辞典》，后来看英文读物就不用翻辞典了。古人亦有．如苏东坡，那个带头攻击、审问苏东坡的李定就说：“苏东坡真是奇才．一二十年前的诗文审问起采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令人中也不少见．     

王国维和米海里司共同影响郭沫若的中国古史研究

郭沫若承认自己在翻译米海里司著作中受到影响,还明言在研究中国古史上受益于王国维。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是中国本土金石学的遗产。郭沫若受自米海里司的影响主要是观念性的,而来自王国维的影响则是具体的甲骨金石释文和技术方法。王国维和米海里司共同影响郭沫若的中国古史研究,或者说郭沫若研究中国古史的路数是中西学术共同影响的结果。     

日常生活策略与范式: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诗学选择

日常生活既是审美概念,也是个时代概念。鲁迅揭示了日常生活的现代意义。日常生活参与了历史的重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透视和烛照了国民劣根性及民族国家的原型。鲁迅也许是在拜献,但也未必不是解构,以暗寓日常生活的崛起。郭沫若的历史小说可由事实与精神两部分构成。杨贵妃这一符码所能提供的语义场或交往空间本身就是日常生活广场的现代投影。历史小说的灵魂仍是它在日常生活上的动力和潜力。从鲁迅到郭沫若的历史小说观虽有微异,但在直逼现实的日常生活维度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茅盾有意保留"历史小品"这一概念,以别于历史小说的规定。历史小说的现代转型得益于历史观的变化,也就是说,存在感和认识论影响了新的历史小说模式的生成。     

郭沫若与翻译论战

由于翻译活动的复杂特性,人们对其认识尚且不足,致使这一领域成为一块是非之地.“五四”期间,我国文人间翻译论战颇为频繁,其激烈之程度可谓空前.首先,围绕郭沫若及其创造社同仁与胡适、茅盾及鲁迅等文人的几次翻译论战,分析了论战的缘由以及论战对我国译坛所带来的正面与负面影响,然后对几次翻译“论战”作出了评价     

郭沫若的现代歌诗观

郭沫若的现代歌诗观念是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之一,相对于诗歌、小说、历史剧等研究而言,现代歌诗是郭沫若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他的现代歌诗观包括配乐演唱的现代诗歌和具有诗歌元素的现代歌词与新歌剧剧词三部分,其现代歌诗观念对当下诗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什刹海的文人故居

什刹海,作为世界上现存的拥有600多年历史的自然景观,元朝曾依托这一片水域在东岸确定了都城建设的中轴线,什刹海始成为元、明、清三代城市规划和水系的核心。它附近的旅游观光处：恭王府、郭沫若故居、荷花市场、鸦儿胡同6号萧军故居、宋庆龄故居、鲜为人知的毛主席当年在北京搞革命常去散步的侯位胡同（尽管已因修建卫生部招待所被拆掉、消失了,但从广化寺和招待所东侧仍可依稀辨认）,以及剧作家计红绪创办的艺术小村饭庄……都是耐人寻味的音符,令人流连忘返的遗址。     

《文艺论集》的成书与版本衍变

《文艺论集》是郭沫若一部重要的学术论文集,也是其著作中版本衍变最为繁复的一部著作集.《文艺论集》的编选成书,是郭沫若将自己文章、作品辑录成集的一个有些“另类”的个例,那差不多是一个“无心插柳”的过程.而此时,在“悬想”独自建立一个“文艺论”理论体系的郭沫若,正经历着思想和人生道路的剧烈变化.这些情况对《文艺论集》的版本衍变自然发生了影响,它们既有文本上的,亦有文本之外的.这是《文艺论集》版本研究需要关注和考察的内容.同时,这对于疏理考察郭沫若著译作品中大量存在的非常棘手的“盗版本”问题,也会提供某种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