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学术流变中春秋穀梁学的新发展

春秋穀梁学在汉代曾一度兴盛,后来渐以沉寂,迨至晚清时期,在新的学术格局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嘉道之际,伴随着今文经学兴起的风气,穀梁学出现了复兴迹象,以许桂林、侯康、柳兴恩等人为代表,对穀梁学义例进行整理归纳。道咸以降,穀梁学愈发受到关注,阐发义例者有陈澧、王闿运、江慎中等人,致力于注疏者有钟文烝、廖平等人。在此过程中,穀梁学表现出以往所未见的新特点,一方面是以廖平为代表的对穀梁学进行体系化建构的努力,另一方面则是以江慎中为代表的结合西学对穀梁学做出新阐发的尝试。     

"张飞捉周瑜"故事在通俗文学中的传播——兼论"非小说故事"文学地位的上移

"张飞捉周瑜"故事不见于《三国志演义》,但在戏曲及说唱文学中一直都有流传.其源头最早可追溯至明万历年间刊刻的《草庐记》,后被清宫连台本戏《鼎峙春秋》改编定型,逐渐影响至多种地方戏曲、说唱曲艺.由于《鼎峙春秋》以《三国志演义》为纲,巧妙地将"张飞捉周瑜"故事插入剧情之中,更容易被熟悉小说情节的观众接受,因此产生的影响更大.而这一故事在其他通俗文学类别中,同样存在向《三国志演义》靠拢的趋势.以"张飞捉周瑜"故事在通俗文学中的传播与演变为线索,可以发现许多"非小说故事"通过主动与小说同化的方式,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得到文学地位的"上移",可被视作一种特殊的经典化过程.     

晋文公灭国夺邑系年辑证——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晋灭国夺邑系年辑证之四

晋文公二年 (前 63 5年 ) ,晋侵伐、迁徙阳樊、原二国 ,取苏之温、州、陉、四邑 ,又取周之组、茅二邑 ;晋文公五年 (前 63 2年 ) ,取卫之五鹿     

论苏轼的《春秋》学

苏轼以《春秋》学为儒者本务,终身关心此学。他认为《春秋》一断以礼,当以观其意的办法探讨其旨；《左传》主以史实,不专为经,不专为例,最识《春秋》之用；而《公羊》、《毂梁》以义例解《春秋》有如法家,专求于绳约中,不可取。苏轼认为《春秋》立法虽严,而责人则宽。他还借《春秋》学反对王安石新法。在苏轼的影响下,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春秋》学学派。     

春秋霸主重耳形象探析

《左传》既是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 ,也是一部具有强烈思想倾向性的杰出文学作品。本文通过书中的间接叙写和直接叙写两方面 ,具体分析《左传》作者在众多春秋霸主中是如何把重耳塑造成一个近乎完美的春秋霸主形象的。间接叙写方面 :通过重耳与其他霸主、重耳与其异母兄弟、重耳谋臣与其异母兄弟之谋臣相比 ,见出作者的态度和倾向。直接叙写方面 :通过描写重耳十九年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涯 ,及其在流亡生涯中的成长、成熟 ,表明作者对受人尊敬的霸主的看法和理解     

两周之际诸申地望及其称谓辨析——周“二王并立”时期诗歌创作历史文化背景研究之四

在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政治格局形成之时 ,有两个申国存在 :一为西申 ,即申侯之国 ,地在今陕西省眉县东北 ;一为南申 ,即申伯之国 ,地在今河南省唐河县以南。《国语》谓周幽王太子宜臼被废之后所奔之“申” ,即《竹书纪年》之“西申”。南申都邑为楚所攻灭后东迁至信阳 ,后人谓之曰东申。骊山之戎即骊戎而非申骊与晋申 ,周宣王所伐之“申戎”为姜戎之别种而非西申     

春秋时期郑、宋、卫世族政治的历史变迁

春秋时期，郑、宋、卫三国基本上是因循旧制，任用公族执政。但由于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不同，三国的世族政治亦表现出了不同的特色。郑国世族形成较晚，“七穆”兴起后，郑国形成了卿大夫执政制，诸卿互相制衡、联合执政，使郑国国内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宋国政治的特点是君权较强，政权下移较缓，君权在与卿权的斗争中稍占上风。直至春秋末期，宋国政权才完全落入“戴氏”的手中。卫国在春秋早期社会矛盾的焦点是公室内部争夺君位的斗争。春秋中叶，卫国的世族势力壮大，公室与卿大夫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春秋晚期，卫国君位争夺与君卿斗争互相交织，内乱频仍。南氏乘机崛起，并在战国时夺取了政权。尽管春秋时期郑、宋、卫的政治各具特色，但其总的发展趋势是相同的，即经过公室与世族、世族之间的激烈斗争，列国最终均出现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政治局面。     

汉代的血族复仇与《春秋》决狱

汉代，血族复仇之风盛行，成为两汉社会风俗中十分引人注目的问题。在当时，许多社会阶层都存在浓郁的血族复仇风习，即使诸侯王公亦是如此。而官府对于这一类案件的处理则相当宽容，这与当时普遍流行的“《春秋》决狱”法律行为有很大的关系。两汉时期的《春秋》学，主要是公羊学派，而《公羊传》的思想特征之一就是对复仇的推崇。     

从天命史观向社会进化史观的过渡--论清代学人为中国社会自我演变所做的史观准备

由“公羊学”所宣扬的天命史观,是将社会的变化视为天道运行“副本”的观念。它既宣扬“君权天授”,又承认“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认定社会在周期性的循环中发展。但在整个中世纪,“君权天授”的观念一直是维护家天下专制制度的精神武器。在从古代社会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前清”学者在批评天命史观时,将主宰人类命运主体的“天”置换为“社会”;到了清代中期,“常州”学人则注意到“天命”史学中所包含的变易思想;晚清之时,恰遇“千年未遇之变局”,康有为等一方面援引前清学者的社会主体观念,另一方面则直接将公羊学的变易思想与西学相对接,于是,“通三统”、“张三世”、“《春秋》当新王”便被改造成社会进化论学说。     

汉代法政体制述论

汉代法政体制伴随廷尉的设置而逐渐形成.廷尉是汉代最高司法机关,但并非唯一有司法审判权的机关,丞相、御史、尚书等行政长官亦兼理司法.汉代所创制的疑狱谳报、录囚、杂治(议)、春秋决狱、秋冬行刑等制度,对中国封建法政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