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江花山岩画铜鼓考

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后,依然有未解的千年之谜。经对左江花山岩画中铜鼓的族属、类型、传承发展、文化功能等进行多角度考证,确认左江花山岩画所绘铜鼓为骆越人所有,其类型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和东山型早期铜鼓;岩画中的铜鼓不仅是部族首领权力的象征,还是通天礼神、汇聚人心、指挥军阵、人神共娱的重要礼器、响器及乐器;东汉马援缴骆越铜鼓后,左江流域骆越后裔仍有用鼓、尚鼓的习俗,这是对左江花山岩画铜鼓的一种继承与发展。与此同时,骆越人先进的青铜铸造技术亦为铜鼓在这一地区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川南都掌蛮铜鼓文化探讨

在历史上拥有巨量铜鼓的川南都掌蛮 ,既是铜鼓的使用者 ,又是铜鼓的铸造者和铜鼓文化的原创者。都掌蛮铜鼓在使用、流传过程中 ,充分发挥了伴歌节舞、媚事鬼神和夸富显贵、集众征战的社会功能 ,铜鼓是都掌蛮的神灵之物 ,也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都掌蛮铜鼓文化与悬棺葬俗交融渗透、融为一体 ,不仅极大地丰富了铜鼓文化的内涵 ,更从本质上表现出铜鼓文化是都掌蛮古老民族文化的重要特征     

论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的关系

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青铜文化对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各区域的历时性辐射与影响，最明显地表现在青铜人物和动物造型、三角援铜戈、神树及树形器、金杖和铜杖、有领铜璧、太阳图案及太阳崇拜等几个方面，这些文化因素沿着南方丝绸之路向南传播，并在传播过程中与西南诸青铜文化发生碰撞、交融、整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南地区诸青铜文化的发展。     

古朝鲜铜镜性质初探

公元前一千纪——公元前二世纪时期朝鲜半岛发现多枚与青铜短剑支石墓伴出的细纹铜镜，经与我国商周青铜文化比对，半岛的细纹铜镜以线的艺术构成几何形图案，确认其渊源于中华古文化，尤其与殷商文化密切相关。青铜短剑支石墓渊源于山东东夷文化与东北地区古文化的融合，并经由辽西辽东而后进入朝鲜半岛，青铜短剑为东北系铜剑，分东胡系与貊系，箕子族团“走之朝鲜”，接受北方的青铜短剑石墓文化，建立“衣冠带剑”的君子国：半岛所出明刀钱与布币系箕子朝鲜与中原燕、齐等国经济交流与商品贸易的遗留物证。     

周文化与中华文明

以历史文献为材料,探讨了天祖分离观、天命转移论、伦理思想、《洪范》与《周易》等典型周文化。分析认为：周文化精华在中华文明世世代代传承过程中起到了纽带作用,是中华文明世代传承的内在动力。     

论周代铜器铭文中的文学批评思想

周代的铜器铭文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重要形式,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学批评思想。与相同文化背景下的传世文献《诗经》、《国语》、《左传》、《尚书》等相比较,可以发现,周代铜器铭文与周代传世文献在文学批评的范畴和思想理论等方面均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从陶寺铜铃到中华和钟——双音青铜编钟的由来、衍变和创新

青铜双音编钟作为礼器和乐器 ,在中国历史上居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依据史实和文献 ,概述其萌始、发生、发展、衍变 ,它的文化内涵和人文、艺术价值 ,以及在当代的复兴和创新。     

从妇好墓青铜器复制谈商代青铜工艺美术

商周青铜艺术的成就，远超出工艺美术的范畴，其文化负 载量极其厚重。从人文美术的多方位综合剖析，才能更深一层的认识中国奴隶社会时期特定的这种艺术现象。器物的形体塑造、纹饰的发展与演变，青铜器的现实使用意义，体现着宗教形态及社会结构的具体情况。     

从睡虎地秦简看汉字基础构形元素的演化

不同时段,汉字基础构形元素①的分布情况是不一样的。作为文字系统的基本构形材料,其自殷商时期开始已经发生内部调整。睡虎地秦简文字继承了旧传统的正体,其大部分的基础构形元素承袭西周金文而来,并在其文字系统内部扮演着重要角色,保持了汉字的传承性和稳定性。与此同时,该文字的基础构形元素也发生着一些变化,并影响至今。     

春秋金文量词考析

在对出土古文字的研究中,历来都是文字字形的研究重于相应词汇的研究。基于《春秋金文语料数据库》,在对现有春秋金文(可识部分)进行穷尽性的调查之后,离析出其中的量词,就其使用状况加以全面观照,并进行分类分析,归纳出其语法功能与语义特征,以显示量词这一词类在春秋时期的发展脉络,以及在先秦出土文字词汇发展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