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三维审思：逻辑起点·现实基点·思想源点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在积极反思人类生存现状的基础之上，对世界未来发展形态的一种前瞻性擘画。总体观之，作为“类”存在的人的主体自觉以及马克思主义“类”思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逻辑基点， 现代“人类交往”方式的演进与普遍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现实基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理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思想源点。逻辑起点、现实基点与思想源点共同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生成之源，对其系统、深入的阐释与审思则是我们学习、领悟、实践这一伟大构想的重要环节。     

高校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头脑的“四重维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高校传播的路径研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成果的继承和发展。基于激发内生动力、增强外力引导、优化宣传阐释、转变工作模式的路径视角,提出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头脑”要着力把握好学习的“自觉性、长效性、渗透性、实践性”四重维度,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为高校科学把握思想内涵、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提供长效机制。     

走出离合词现象的迷局——从准定语与准名词现象入手

词的离合现象是语法研究中的老大难问题。文章独辟蹊径,从与词的离析使用密切相关的准定语和准名词入手,根据句子的信息结构原则,解释了词的离合现象的成因。文章指出,话语的信息结构安排是促成句法结构重组的语用推力:话题语的指称化处置诱发了准定语结构的操作,基本不涉及词的离析;评述语受单一新信息原则制约而出现的事件化处置,迫使及物性低的双音词强行拆分以容纳事件化所需要素,是诱发词的离析并催生准定语和准名词的直接动因。文章的观点是,用朴素的眼光看汉语,汉语中并无什么离合词,词的离合只是非形态语中双音词的用法变异,是语用型语言句子信息结构进行整编与重组的副产品。     

交易特性、社员身份与农业合作社合约选择

在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交易特性对农业合作社与农户之间合约选择的影响，发现社员身份特征在其中发挥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资产专用性、风险性和规模性对农业合作社与农户之间签订一体化程度不同的合约具有明显的影响，其中，专用性对合约一体化程度的影响是正向的；而风险性和规模性对双方签订一体化程度更高的合约影响是负向的。但和非社员相比，股东身份使资产专用性对双方签订一体化程度更高合约的正向影响作用变大；并使风险性、规模性对双方签订一体化程度更高合约的负向影响作用变小，即股东身份作为调节变量发挥了显著效应。     

民族记忆与文化基因--瑶族民族记忆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基因的表征及其价值阐释

民族记忆既是传承民族文化基因的载体,也是彰显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文化表征。民族记忆作为延续民族历史和文化基因的内在根基,通过传承民族历史文化、建构民族身份、塑造民族形象等形式传承和彰显民族文化基因的内在特征。以瑶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挖掘瑶族民族记忆中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基因,并阐释其内在的价值与意义,对培育和铸牢我国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朱熹和孟子解读舜之“怨慕”的不同逻辑

对于舜之“怨慕”,朱熹作出了不同于孟子的解读。这是基于心学、理学内在逻辑的不同。孟子作为私学之儒,和孔子一样,是主张士君子的阳刚人格的,并且从性向善的人性论出发,协调义与利、公与私的关系,而以君臣父子关系都属对待关系;依此,将舜之“怨慕”解读为舜对父母的既怨又慕。朱熹则作为官学之儒,以所谓“气质之性”协调理学先驱荀子的性向恶论,以二歧化思维把天地之性、天理绝对化,以公去私,视君臣父子关系则为下对上的绝对服从关系;依此解读,舜之“怨”只能是自怨。     

现代性启蒙与新时期文学的身份认同

中国当代文学在进入“新时期”后随着主流意识形态文艺制度的松绑而发生了重要的身份转向。这种“转向”一方面表现为作家写作心态的重要变化，另一方面也表现为文学风格的根本变化，同时还表现为文学启蒙主义现代性使命的重新回归。中国当代文学在进入“新时期”后的这种复杂现代性身份转型，为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社会现代性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想象支持。     

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中国特色与发展路径

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养老的发展形式，是对农村传统家庭养老的重要补充。它扎根于农村传统的亲邻互助网络，其本质在于经济互助，表现为有组织地发动邻里、志愿等社会力量，充分利用以老年人为主的各类人力资源的闲置时间、资源低成本地相互帮助和服务。社会各界应将其作为重要实施方略，纳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之中。其发展路径可以概括为：以资金互助为基础，以组织动员为抓手，以服务互助为重点，以社区居家养老为主要阵地，创新各类互助养老模式，着力形成稳定多元的资金来源，培育互助队伍，增加互助内容，从无偿到无偿、低偿相结合，探索建立标准规范的服务管理评估制度，机构养老与社区居家养老互联互通，最终尝试建立圈层化、整合化、网络化、制度化的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体系。     

Teaching technologies for immigrant children: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Russia*

ABSTRACT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re an important setting where psychological, pedagogical, sociocultural, and language adaptation of immigrant children occurs. A number of teaching strategies, practices, approaches, and methods have been described in the literature. In the Russian context, such strategies have been called ‘technologies’.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exploratory study was to describe teaching technologies used by teachers in Russia when working with immigrant students in elementary schools. Responses of forty-fiv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to open-ended questions describing technologies they use when teaching children with migration backgrounds were analyzed using content analysis. Findings suggest that Russian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used ethno-cultural group, communicative technologies, games, individualized instruction, and differentiated teaching. Many approaches mentioned can be used inclusively with groups of immigrant and non-immigrant students. Importantly, while teachers supplemented classroom instruction with additional Russian language lessons, none mentioned specific techniques for teaching Russian as a non-native language. These findings are discussed in relation to teaching strategies described in the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focused on migrant students. Finally, implica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are discussed.     

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以我国苹果及大蒜出口为例

技术性贸易措施正逐步取代关税和配额，成为我国加入WTO后农产品出口面临的主要障碍。以我国苹果及大蒜出口为例，以国外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作为技术性贸易措施的量化指标，利用HMR两阶段模型研究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表明：国外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对我国苹果及大蒜的出口概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我国苹果的出口贸易量也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具体而言，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更为显著地抑制了我国苹果及大蒜的出口概率；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的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则更为显著地抑制了我国苹果及大蒜的出口贸易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