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演讲中的隐喻论证

隐喻性表达不仅可以使演讲变得形象生动，而且有时候会产生很强的劝说功能。在概念隐喻理论与图尔敏论证模型的基础上，从隐喻论证和语用论辩的角度，对企业家（以马云为例）演讲中所存在的隐喻性表达进行分析，探讨隐喻论证中的“反驳”要素，以及隐喻论证的劝说机制。     

论说文批判性思维显性教学与隐性教学之比较

批判性思维教学与具体学科的融合已成为研究焦点。论文旨在探讨批判性思维显性教学法与隐性教学法在提高学生论辩思维能力上是否存在差异。研究方法是对英语专业四年级两个班分别进行的为期18周的批判性思维写作能力和评价能力干预实验研究效果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显性教学法和隐性教学法在提高学生论说文写作水平上均有明显效果,无显著差异;第二,显性教学法和隐性教学法在提高批判性思维评价能力上也都有明显效果,但存在显著差异,显性教学法更具优势;第三,如何帮助学生更好地实现论辩思维能力向其他学习环境和日常生活环境的迁移     

法律论证与罪刑法定的实现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对于弥补中国形式正义的缺位与不足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新刑法实施后,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将罪刑法定理解得过于简单和庸俗化的现象,刑事司法实践被笼罩在"法律形式主义"的阴影之中。事实上,法律的适用是一个比简单逻辑三段论更为复杂的过程,法律论证正是为了缓解法律机械适用和法律多解的困境,而于近四十年来逐渐在欧美法理学界兴起并走向前卫的方法论学说。法律论证强调对话、论辩、理性程序,其于刑法的适用利于超越"法律形式主义",将正义定位于形式与实质之间。     

范鄗鼎与《理学备考》

范鄗鼎是明末清初的著名理学家，一生以振兴儒学为职责，撰有《明儒理学备考》《广明儒理学备考》和《国朝理学备考》三部有关理学的著作。梳理三种《理学备考》纂辑过程和编纂体例，可见作者治学宗旨与治学精神。研究清初理学，范鄗鼎所著不失独具之学术价值。     

环境伦理学的理论方法、思想基础与论证逻辑

环境（生态）伦理学的理论方法可以粗略地概括为伦理道德意义上的“类”与“共同体”向自然的扩展。其理论论证的逻辑起点可分从自然出发和从人的规定出发两大类型，在西方有其思想和观念基础，但从理论和逻辑论证来看，还存在根本性的问题。系统、深入地总结、反思环境（生态）伦理学的理论方法、思想基础与论证逻辑，对更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Dialectic:辩证逻辑的新形态

当代中国辩证逻辑研究的多元进路均不同程度地把辩证法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基于“dialectic”一词具有的辩证法与论辩术的双重含义,当代关于论辩术的种种逻辑研究具有作为辩证逻辑的合法性,这种新形态的辩证逻辑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的研究、把握辩证逻辑和现代性建构与批判之间的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庄子“小大之辩”与逍遥之旨

庄子逍遥之旨是通过“小大之辩”的寓言揭示的,但历代学者对“小大之辩”的注解各异。郭象从庄子万物自足其性的思想出发,认为小大虽殊,但其逍遥是一样的。钟泰、支道林等则从人的境界处立论,但二者又有不同,钟泰认为“赞大而斥小”,支道林则认为小大皆未适逍遥。各家都企图立足庄子思想,揭示逍遥之旨。庄子之进路在于通过“小大之辩”,进而超越“小大之辩”,进入逍遥之境。     

魏晋论说文文论探析

三国时期的论说文文论以谋求论说文独立的文学地位为指　向　。批评家们不但树立了“理”的旗帜来对抗“经”的禁锢，而且意识到了文采的价值和作家　独特的修养。晋代论说文文论较前一时期有了长足的进步。批评家数量增多，研究方法得到　改进，人们或从“辞”、“理”兼顾的角度，或从形式技巧的角度，肯定了许多风格各异的　作品。同时，汉代以来的旧观念在上述两个时期与新的见解还有所交织。     

李觏易学思想管窥

李觏所著《易论》十二篇，不仅标示出宋代易学义理之端绪，且反映出其坚持自身的学术个性及提倡以《周易》阐扬儒家学理的用心所在。李觏之易学重经世、重人事。他治《易》不徒托空言，将学《易》、解《易》及用《易》看成是一门观察人事兴衰，社会治乱的大学问，突出了《周易》作为经世之书的历史价值。     

关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文学论争的历史沉思

针对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文学论争这一文艺理论争鸣焦点课题,对两者文艺理论的产生、演变及走向的透视,流派的形成,理论的界定,到引进、吸收、融汇进程的分析与论证,以全新视角进行历史反思。在邓小平“二为”文艺方针旗帜下,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文学应立足于民族文化的根基上,双蒂并开、共同发展,以前所未有的文艺理论从新时期迈向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