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斡尔族艺术及其研究现状

达斡尔族人民创造了自己特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达斡尔族艺术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音乐、舞蹈、器乐、曲艺、工艺美术,造型艺术等诸多领域无不反映着达斡尔族的民族审美价值取向。对达斡尔族艺术研究的现状及主要成果的客观认识、评价;对所存在问题的恰当分析,寻找相应的解决办法,是本文关注的要点。     

辽宁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思考

本文在对辽宁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调查研究基础上,分析了制约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因素及成因,对推进政策性农险持续发展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强化政府引导,建立省级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完善财政补贴划拨机制,确保各级财政补贴及时足额到位,加强对保险机构合规经营的监管,规范市场行为,着力培育农民的保险意识。     

高丽对蒙古文化的“受容”与排斥——以“蒙古风”在高丽兴衰为例

所谓“蒙古风”,指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之后,随着高丽后期与元朝在人力、物力及文化交流的活跃,引入高丽并传承流行的一些蒙古风俗.大体上是从第24代元宗(公元1259年至公元1274年)开始,到第30代忠定王(公元1348年至公元1351年)的90多年时间,主要流行于王室和官吏等上层社会,以胡服和辫发最具代表性.“蒙古风”的...     

里耶秦简8-455号木方研究——竹简秦汉律与《周礼》比较研究（七）

里耶秦简8——455号木方,属于官员个人抄录的有关秦统一之际有关文书用语的汇集。文书抄录是当时国家信息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其中有官方行为,也有私人行为。正因为文书抄录过程中容易出现文字的讹误或脱漏,所以战国时期国家制定了政令法规文件的定期核对制度,以保证政令信息的准确和畅通。官方文书抄录制度对当时的社会文化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许多官吏出于实用或爱好,纷纷抄录和保存了大量的政治经济法律方面的文书档案。这正是考古发掘在墓葬中得以发现大量简牍资料的重要原因之一。     

基于传播诱因的社会化营销传播研究

近年来,各类形式多样的社交网站激增,社交媒体用户也达到了前所未用的规模,新兴的社交媒体正以风驰电掣的速度给互联网用户带来了一场社交变革.本文正是以互联网用户的传播诱因作为出发点深度解析用户的社交媒体使用行为,进而对企业的社交营销给予建议.通过研究表明,用户的社交传播动机可分为:自我表达,身份认同;信息易感,资源分享;利益驱动,行使传播权三种类型.以用户的心理动机为理论基础,结合微博、微信等给媒介平台的属性为企业的社会化营销提出了三大策略建议.     

近四十年来韩国《史记》研究综述（1971—2010）

《史记》是中国史学中一部继往开来的不朽巨著,作者司马迁开创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在汉代以后一直是历代王朝正史所沿用的体制。司马迁修《史记》,不仅尊重历史事实,秉笔直书,而且还注意语言文字的锤炼,文句优美。他将叙事、抒情、说理的不同文体有机地综合起来,达到思想上、艺术上的高度统一,为后代文史创作提供了范例。《史记》不仅是中国纪传体史书的开创者,而且对后世的散文、小说、戏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它也早已流传至国外,在汉文化圈国家中亦有不小的影响。其中,《史记》传入韩国,特别受到韩国知识界人士的关心和推崇,为韩国学术界所重视。到了196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韩国整个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历史的新时期,不仅国家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学术文化事业也步入正轨,同时韩国学术界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关心及研究也重新得到了高度重视。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韩国学者对《史记》的翻译和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在传播、普及和通俗化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本文除简述《史记》在韩国的流传背景外,还分别论述自1971年至2010年近四十年来《史记》在当代韩国的翻译介绍与研究现状,并对其研究成果上存在的一些不足和空缺作一番客观的评价。     

“五四”后西方伦理学在中国传播途径考略

"五四"后,封闭国人心灵的精神枷锁被进一步砸烂,西学以更猛烈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涌入中国.西方伦理学便是在这一时期以多种途径大规模传入中国,翻译西书、著书介绍、撰写文章;邀请欧美哲学主要代表人物来华讲学;西方伦理学进入中国大学课堂,通过课堂教学得以传播,这些都成为西方伦理学在中国广泛传播的重要途径.     

文化传播障碍与文化误读

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由于文化传播者和文化受体各自文化的差异性而引起传播障碍和接受障碍，从而导致中国文化误读现象的产生。产生文化误读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中西价值观不同，中西伦理道德观不同等四个方面。清除文化误读现象则宜从选择合适的文化文本等四个方面着手。     

新闻宣传的五大政治原则——邓小平新闻宣传思想研究之一

关于新闻宣传政治原则的论述是邓小平新闻宣传思想的重要内容。新闻宣传的政治原则主要有五1、党性原则；2、群众性原则；3、真实性原则；4、稳定压倒一切的原则；5、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这五大原则作为对新闻宣传工作的基本要求，至今仍然是中国新闻宣传人员的行动指南。坚持这些原则，对于凝聚人心，维护社会稳定，充分发挥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将会产生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中国文学的现代传播秩序与出版法规之演变

中国文学自十九世纪末纳入了生产、传播和消费的社会机制之后，就不得不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脉动而发展。社会现代化是在否弃传统的基础上建构民主自由的现代民族国家，这种历史语境中所产生的思想解放和历史使命的双重压力，使文学表现出彻底摒弃传统的批判意识与追求自由民主的新思想和科学先进的新知识的现代性追求。这种现代性追求是现代中国文学秩序的核心，但不是全部。二十世纪前期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分别颁布了各自的出版法规，这种出版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的现代性追求有所阻碍甚至扼杀，但其维系现代性秩序的否定性价值却值得肯定，更无法否认其历史性的存在。现代中国文学秩序的建构并非单极发展，而是在这些力量的平衡中维系着一种稳定的现代性秩序，这才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常态。